今天看到一篇据说是位叫童大焕的资深评论员写的文章，文章名为《让愤青绑架了的住房政策》。看了之后，觉得童先生作为一个以笔为生的人，可以对这世上任何事情作出自己的评判，这是他实实在在的“自由”。尽管这“自由”在目前的现实语境中是很有限的，而非他在文中最后所强调的“权利自由”。但对他文中的一些论点，实在是不敢“恭维”。
如他居然无视或有意歪曲，将国内大中城市房价高启的原因总结为“网络愤青们往往把房价高的原因归咎于有人买了二套以上的房屋。”而“网络言论的主力是青年大学生或青年白领，他们急于买房，又属于最接近、最有希望买房的人，于是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切只希望把房价降下来”。他还抨击所谓“网络愤青”中的言论领袖“把一切希望寄托于政府，要求居民只能拥有一套房，要求政府建经济适用房”。
试问童先生，中國的房价之所以“据高不下”的原因，你到底清楚不清楚？明白不明白？你是做过详细的调查研究，言之有据呢？还是揣着明白装糊涂，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信口雌黄呢？高高再上的房价降下来，降到大多数老百姓能承受得起的价格，对中國这样一个已经是“贫富悬殊”达到相当程度的社會主義国家来说，有什么不好吗？有什么妨碍“和諧社会”的不妥之处吗？不是碍着你什么“痛处”了吧？或是影响你的“帐外收入”了吧？但愿不是！
你口口声声称：“中國正处在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城市化进程中，日本、新加坡、中國香港这样一些城市型政府和城乡差别不大的国家和地区的住房政策都不适用于中國。要想解决好中國人的住房问题，关键字只有四个：权利自由”。真的是这样吗？难道只有让那些黑了心的开发商，把中國老百姓辛辛苦苦挣的不多的钱都塞进他们钱包的“住房政策”才是适用于中國的政策吗？我想你肯定是有房住而且不缺大房子住，要不你公开说说你住的房子是个什么样的房子？可以吗？不过上述话中倒有一句话说得还在理儿：“要想解决好中國人的住房问题，关键字只有四个：权利自由”。当然，这个“权利自由”要看是谁的“权利”，谁的“自由”才行。中國的住房建设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是该还给广大民众早应享有的“权利自由”了。那就是享有一套买得起或租得起房子的权利和能在政府公共政策中拥有一席发言权的自由。
童先生说现在是“愤青绑架了我们的住房政策”，姑且不论“愤青”的叫法是否有理，但“愤青”们真有那么大的能量和作用吗？他们是有钱呢？还是有势呢？如果有钱，犯不着当什么“愤青”，如果有势的话，更用不着在网上发什么“愤”了。既无钱又无势的他们要是真能把我们的住房政策给绑架了，大概我们的各级政府早就“民主”得不得了了。倒是前一阵听到过“房地产开发商绑架了政府”的说法，由此才造成了中國房价越来越高的畸形房地产市场。那时，怎没见你童大评论员出来为买不起房的老百姓说句公道话呀？现在政府刚说要改变一下政策失误造成的不利局面，切实改善一下老百姓的民生状态时，你就义正词严地站出来说话了，而且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受害者――想买房却买不起房的老百姓。其实你童先生，才真正属于你自己所说的“不用头脑去思考，而是用屁股指挥脑袋”的那类人。不是吗？
童先生告诉我们：“不强制，保障市场最大的自由，就是社会最大的文明最大的福利保障”。对，但不全对。市场的自由，仅仅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部分。保障我们每个公民生来就应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人身的，精神上的，生活、学习、工作中的权利，才是人类文明社会最大的福音和福利。
童先生又告诉我们：“一个人30岁以前不愤青，他的心灵有病；30岁以后还只是愤青，他的头脑有病”。错！问世间愤为“何物”？人又为何而“愤”？过去有句老话叫“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拔刀相助是一种愤怒，拍案而起也是一种愤怒，同是愤怒，皆因事不平，社会不公。如今讲究法制社会了，遇见不平事，不能拔刀也得让人说说话，表达一下心中的愤怒、愤慨吧！如果我们这个社会真的的是那么“和諧”了，那我们的政府、我们的黨还号召大家创造、构建什么“和諧”社会呢？对于政府及执政黨的失误、过错，每个公民都应有一种“愤”的义务和责任，都应该有表达自己意见、看法和批评的权利。就像鲁迅先生一样，一生至死都对邪恶、黑暗以及落后、反动势力保持了无畏的、决不妥协的愤怒批判之情。你能说鲁迅先生是个“愤青”、“愤中”甚至“愤老”吗？对不符合民意的事情表达出我们的愤怒并提出我们的要求，没有年龄上的区别，只有正确与错误的区分。在这一点上，我看有病的不是别的什么人，恐怕正是童先生自己，而且还病得不轻。
前天在北京晚报上看到苏文洋先生写的一篇经济评论，大意为“世界是凹的中國房价是凸的”。不知童先生看过后会作何感想？仅就房价而言，在苏先生眼中：一片哭跌之声。放眼望去，四处惨绿之色。当然，“万绿丛中一点红”，这个“红”就是中國的房价。而针对所谓官方的一份《2008年前三季度中國房地产市场研究报告》中透露出的乐观观点，即房价越涨，认为“负担不起”的居民比例反而下降了。苏先生作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不是报告人的精神出了毛病，我大概该去精神病院好好自查了。我想，尊敬的童大焕先生如果有苏先生自知之明的万分之一的话，是不是也应该去医院好好查查了？晚安！
2008年11月30日星期日
正当的渠道 08.11 22
p>徐守盛说：“我也种过地，做官就要把全部的心思用在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上。”
“大家有什么要求，上访的渠道是畅通的。应该通过正当的渠道反映自己的愿望。”徐守盛说，“我们将使群众的短期生活没有损失，长期生活得到保障。”
这不是地狱,哪是地狱。这不是末日，何为末日。这不受到惩罚，还有什么会受到惩罚。
告诉你什么是暴力，什么是谎言。你对杨佳案有新的思考吗？
下图为由武都当地传出的最新事件图片
“大家有什么要求，上访的渠道是畅通的。应该通过正当的渠道反映自己的愿望。”徐守盛说，“我们将使群众的短期生活没有损失，长期生活得到保障。”
这不是地狱,哪是地狱。这不是末日，何为末日。这不受到惩罚，还有什么会受到惩罚。
告诉你什么是暴力，什么是谎言。你对杨佳案有新的思考吗？
下图为由武都当地传出的最新事件图片
附：
甘肃陇南发生拆迁户集体上访事件(一)
Post By：2008-11-21 16:00:02
新华：甘肃陇南发生拆迁户集体上访事件 冲击市委机关11月17日上午9时左右，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30多名拆迁户集体到市委上访，反映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 市委和相关部门及时进行了接访，上访人员不听劝阻，聚集和围观群众陆续增加，最多时约2000人。18日零时左右，部分上访人员冲击市委机关，砸坏部分车辆和办公设施。截至凌晨2时，大部分群众已经离去。 接到报告后，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17日下午5时，省委书记陆浩、省长徐守盛作出批示。18日凌晨，陆浩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就陇南群体性上访事件进行了专题研究，提出了处置意见，要求陇南市委、市政府采取措施，迅速控制事态发展，保持社会稳定，确保陇南灾后重建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甘肃日报）原文：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ews/1/109920.shtml武都当地网友传出真相之一:请大家关注一下我的老家甘肃陇南这两天所发生的情况，了解一下真相！我们是一个山里的地级市，在中国版图的中心位置，也是此次汶川大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在甘肃和四川的交界处，我们离四川青川最近的地方之隔一条河。前些年我们成为一个地级市，人民群众很是欢欣鼓舞，积极参与城建，配合政府拆迁。现在，武都城区大面积拆迁重建，招商引资，东江和钟楼滩地区的拆迁户的问题都还未能妥善解决。群众多次上访均遭无理待遇或回避。现如今，却要把地级市的行政中心从武都区转迁到数百公里外的成县！如此一来，之前的招商引资没了，财政投入也没了，可拆迁户的问题都没能得到妥善解决！这严重打击了群众的建设积极性。一些不能理解的农民同胞于2008年11月17日再次上访遭到无理待遇，这是人民不能接受的！于是发生了抗议示威。政府不但不积极解决问题，反而称群众的游行示威的抗议行为为暴动！调来武警，防暴警察驱逐百姓，这更激起了人民群众的愤怒，我们没有武器，而武警却动用了警棍和盾牌以及催泪瓦斯。http://www.youtube.com/watch?v=SLxS5buXD0M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部分警察的可憎面目。到11月18日，至少已经有数十名无辜群众遭暴打致死。http://www.anticnn.com/forum/cn/viewthread.php?tid=117684&page=1&extra消息都封锁了，很多更真实的照片都发不出来。而在这个帖子里，竟然是政府的御用笔杆在那里乱打官腔，群众的感情他们根本就是在当做垃圾。http://bbs.hlgnet.com/showid.phppage=1&work=&boardid=1&rid=15656548&theid=15657742&up=1而百姓的言论遭到大量的封锁，只能发布在少数冷门论坛里，根本无法引起外界重视。我们死了很多同胞，至少我们不希望他们死的太冤，在死后还要被冠以“暴民”的帽子。市委书记拆完了，招商了，引资了，要调离拍屁股走人了，很难不能让人相信他背后的动作。甘肃省委不明真相，封锁消息，这种大事连四百公里外的省会兰州都没有多少人知道！天理何在？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冤屈难道就这样被强权和官僚们压制！？无奈之下，只能希望大家口口相传，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希望能够引起关注。就在刚才，大街上防暴警察还在向群众释放催泪瓦斯，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天理何在，希望大家了解真相，让更多的人都了解真相，大家都转帮忙传一下。
武都当地网友传出真相之二:我知道这件事情的原委，其实陇南人民是非常友善的。这次完全是因为当地政府在做出重大决定前与人民缺乏沟通，甚至对立。从去年陇南地区在王市长的领导下开始征地，修建新区政府办公区，整个东江镇的农田、居民居住区都被填平。这一片地是陇南的最平坦最肥沃，雨水最充足的地，当时很多人都觉得可惜。但要修建政府大楼，群众最后也都积极支持了。但现在修的乱七八糟的时候，政府又申请要把新的办公地点改到几百公里以外的成县，去那里重现修建。且不说重新投资对政府财力人力的浪费，以及又有一大片田地被征用，一大批农户无田可种，单说陇南地区的这一片烂尾楼怎么办，搬过去后肯定群众是没有钱盖这片楼的，而且市政府搬迁地点后再盖政府大楼也失去了意义。这些拆迁户的补助款还没有到位，又失去了住所，也没有了赖以生存的粮田。试想如果是我们是陇南人民，我们怎能够眼睁睁的看着市政府领导留下这些摊子扬长而去呢？陇南人民还有一点不满的就是，市政府官员在陇南连续受灾，市政建设经费短缺的情况下，仍然没有节约费用，财政吃喝现象严重，动辄一顿饭一次酒就有可能上万元，这就是一户农户一年的收入啊，这些这样说虽然没有证据，这样说不严谨，但是是可以调查的出来的。并且一把手王义特别的霸道，你们去查看陇南的报纸新闻就可以发现，所有的新闻很少有其他市政府领导，很多都是一把手的独角戏。真希望这次事情能得到妥善的解决，陇南地区再也经不起折腾了。
武都当地网友传出真相之三:陇南市不景气，有个书记叫王义。六个国贫县他不理，到处为他跑政绩，上骟省委党中央。下欺民众弄权忙，武都城郊万亩田。谎报上级荒河滩，城内城外乱拆房。近万人口心惶惶，独断专行乱作为。凡事一人说了算，顶天铺地大项目。没有一个能实现，迄今到任刚两年。花去财政三亿元，三亿元哪里去？简单举上几个例，路边标语三千万。乱开节会过了亿，山东江苏跑个遍。广东深圳不等闲，一行都带百余人。国内转遍不过瘾，再去欧洲偿新鲜。花上千万才回还，吃喝玩乐有特点。喝酒一斤三千元，必须存放十五年。吃饭要有歌舞伴，稍不随心就翻脸。下个乡。四大班子跟一群，前呼后拥录像忙，春节九县遭大秧。社火要来城里演，县县花费过千万。陇南报，电视台，头版头条他主宰，有人为他编语录，沾沾自喜乐开怀，得意忘形谋瞎点，想把市区迁成县，是民生？是扶贫，是稳定？是制乱？其他消息:晚上九点开始戒严,封锁城市进出.武都事件视频一:http://www.youtube.com/watch?v=R5ZEmqgxr1Q武都事件视频二:http://www.youtube.com/watch?v=oDNnvY74ttE以下为武都当地网友发言整理:10冄初②(609752958) 19:55:33我被武警打了一棒~~~10冄初②(609752958) 19:56:02我只是路过~~就打了我一下~~~10冄初②(609752958) 19:56:32我才无辜里！附加北京人民维权抗议视频http://www.youtube.com/watch?v=4zTzHXWkHak
甘肃陇南发生拆迁户集体上访事件(二)
Post By：2008-11-21 16:01:12
武都当地网友传出真相之四:事情是这样的，１７号早上有消息传来，＂陇南市搬迁到成县以已经国务院批准＂一时间武都乱做一团，人们都很气愤．原因是搬迁之事政府在很早以前就出来辟谣，告诉群众不要相信谣言，况且还为此逮捕了６名所谓的传谣者．更重要的是自从王义来武都做市委书记以后，拆了很多的民房，尤其是武都东江镇，毫不夸张的说一个很大的镇子被移为平地，数万人没了自己的家，王义给群众的答案是要把东江建成陇南新城，群众没有说什么他们相信政府，东江镇的居民全部住进了临时安置房，没有人抱怨，因为他们相信党会让他们过的更好！可是王义要一走了之，要那么多人永远无家可归，大家说人们能不愤怒吗？．５１２武都人民都没有被吓倒，１１月１７日武都人真的愤怒了，他们自发聚集在市委抗议，武都人是很文明的，开始只喊喊口号＂反对搬迁＂没人那么过激，然而在１７日夜群众愤怒了．在１７日夜有几个维持执安的成县武警把几个群众抓到市委大楼拳打脚踢，致使重伤，群众忍无可忍冲进大楼只是想救出群众，抓出打人者，可是没等人走近又是一阵警棒石块，这才越闹越大．到目前已有上百人被捕，很多人受了伤，生命垂危，更可气的是，调来的军车上竟写着＂反恐精英＂,不知道情况的嘴都闭紧，了解情况了再发言，真为武都人民蒙冤不平
武都当地网友传出真相之五:庆阳人民得解放 陇南人民要遭殃 —————揭开王义政治流氓的面纱 记得在王义任陇南市委书记还不足两个月时，从他刚御任市长的庆阳就传来这样一句民谣：“庆阳人民得解放，陇南人民要遭殃”。起初，善良的陇南人民并没有把它当回事，只是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觉得庆阳人民还挺会搞笑和幽默：全国解放都50多年了，再是老区人民也不至于刚解放嘛！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年多来王义政治流氓的嘴脸就原形毕露，“陇南人民要遭殃”的预言得以应验。王义投机钻营、哗众取宠、强权专制、主观武断、专横跋扈、欺上瞒下，视陇南官员为奴仆，把陇南人民当泥土的“土皇上”作风着实让人有一种回到了解放前国民党统治时期，甚至是清朝末年封建王朝统治时期的感觉。人们不禁要问：这陇南是姓“共”还是姓“王”？善良的人们越来越真切地感受到王义的“忘义”。他的“成绩”如下： 一、铺张浪费，大搞形式主义。王义讲话喜欢用“大手笔”三个字，也喜欢“大手笔”做事。他到陇南上任后的第一“大手笔”就是强令各县（区）共耗资三千多万制作各类标语和宣传牌。什么“厚德载物、发展经济”、“陇南的干部要向白龙江、白水江、嘉陵江一样……”等等假、大、空之类的毫无实际意义的宣传、口号遍及全市各个角落，甚至远上兰州。而许多实际问题却得不到解决，人民的血汗倒是像白龙江、白水江一样白白流淌。难怪外地人说：“到了陇南就让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 王义的第二“大手笔”就是不惜巨资大办各类节会，什么“花椒节”、“核桃节”，并喜欢冠以“首届”，达到剽窃前任历届领导工作成绩的目的，似乎前任历届领导什么工作都没干，都是他一年多来的成绩。他到任一年多共举办各类节会不下七次，每次动辄花费几百万元，甚至超过千万，请领导、请名人，虚张声势，标榜自己。为了让省上领导肯定自己的虚假“政绩”，达到自己沽名钓誉和向上爬的目的，他把精力不放在发展陇南蔬菜产业，解决农民生产活动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上，而是把心思放到在兰州每年举办“陇南冬播蔬菜展销会”上，似乎陇南的冬播蔬菜多得无法销售了。在王义的高压下，为了给王义脸上“贴金”，有的县就出高价、花大钱在山东、汉中等地购买蔬菜，然后贴上陇南的标签参加展销。外地客商到陇南来买不到蔬菜，每次展销会的收入抵不住政府的花销，群众得不到多少实惠，而最大的赢家就是王义能够和省上领导照照相、上上电视。 王义的第三“大手笔”就是把民间活动政治化，为自己“造势”。例如陇南的社火本来是春节期间群众自娱自乐的民间活动，但王义为了达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连续两年强令各县（区）花巨资在武都集中汇演，全市仅此一项开资每年就达五千多万！据不完全统计，王义任陇南市委书记一年多时间内，全市花费的此类“冤枉钱”已远远超过两亿多元！陇南原本就穷，两个多亿要修建多少所农村小学，能解决多少群众生产生活中存在的实际困难啊，着实让人心痛。 二、哗众取宠、投机钻营、政治流氓的嘴脸暴露无遗。王义任陇南市委书记一年多来还有五个“大手笔”：一是到任后不久就错误地判断四川省委书记、原陇南地委书记张学忠可能进中央班子，打着考察的名义，带领陇南和张学忠有一定感情的老干部及各县（区）领导，浩浩荡荡地两次去看望结识张学忠。二是带领陇南领导干部进京朝拜原中组部部长宋平。三是率领陇南干部浩浩荡荡地到徐省长的家乡宿迁市考察取经，并结为“友好城市”。四是指令两当县不惜巨资修建“两当兵变革命纪念馆”，因为“两当兵变”的主要领导人是习仲勋，他可是现任中央常委、习近平之父啊！如果竣工剪彩时，就有机会请习常委题题词，说不准还能照张相，抑或还能关照关照呢，实在是件一举多得的大好事。五是最近进京参加人代会期间给温总理送上从四川包装来的“咱陇南的油橄榄”，给总理大吹特吹他在陇南发展特色产业取得的巨大成就，似乎油橄榄、核桃之类的植物从栽植到结果只须一年多时间就可以完成，从电视画面上看你陆书记、徐省长也只是配角嘛，着实风光了一把，堪称名符其实的“大手笔”！由此可见，王义不仅是个十足的政治流氓，更是一名不自量力的政治野心家。 三、独断专横、霸道成性，陇南已无民主可言。王义在庆阳任市长时就因“霸道”而臭名昭著，到了陇南任市委书记后更加有恃无恐，可以说是一手遮天，独裁统治，大搞一言堂，想骂谁就骂谁，想怎么干就怎么干，致使陇南的干部敢怒不敢言，在王义的淫威下，个个像患了软骨病，越发使王义肆无忌惮，为所欲为。 接下来，王义的 “大手笔”就是要将陇南市所在地迁往徽成地区。应该说这是陇南人民的一件大事，但他不是在广泛征求意见和进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决策，而是和极个别人秘密串通，偷偷上报省委、省政府，最后实在瞒不住了才强迫各常委表态签字，其专横霸道的流氓气焰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人们不禁要问：王义，你想干什么？难道你不把陇南人民折腾死你就不甘心吗？ 当然，王义在陇南也不是一件实事都没干，确实也有些真正的“大手笔”，人们曾致以深深的敬意和极高的评价。但现在看来那绝不是他真心想为陇南人民谋福利，而只是为实现个人野心所摆的道具！只要我们把王义所有的“大手笔”联系起来分析一下，就不难看出王义的这次“大手笔”只是想不惜一切代价地搞点“大动作”，以便更加引起省上，乃至中央领导的注意。这显然是他升官欲望没有得到满足后及近崩溃的情况下“歇斯底里”式的最后一次挣扎和赌博，他不甘心自己所有的“大手笔”都白运作了，大有一幅不给个副省级就誓不罢休的政治流氓相。 我们要劝告王义：常言说“百姓心中有杆秤”、“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快停止你所谓的“大手笔”吧，一个人官大官小不是最重要的，对你而言最重要的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你的衣食父母多办点实事，千万不要成为遭人唾骂的跳梁小丑和历史罪人！ 盼望解放的陇南人民 （注：这是针对王义去年10月～今年3月份秘密上报迁市时所写，见于王义进行了“避谣”，此文就没有面世。现在，不可一世的王义岂能甘心他的的失败，又假借专家的名义秘密上报迁市报告，我们认为有必要让陇南人民看清王义政治流氓的嘴脸。）有很多武都人都很差异,在5.12其间的军队跟现在打人的军队差别怎么这么大呢?我以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由毛泽东缔造的!直到现在还保留着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是毛主席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可是现在控制军队的人变了!不再为人民服务了!而是为自己的权利服务! 当所发生的事没有侵害到自己利益的时候!军队里毛主席的那部分优良的传统就会发挥出来!当所发生的事侵害到自己权利的时候!这个军队就不再是为人民服务的那个军队.而是维护统治的法西斯专政工具 随着事件的深入,从已知的传言中发现真相并不只是如此!以上四个版本的真相可能只是表面现象,还有遮掩起来的钱权交易及政治交易还有待发掘.有谣言称行政中心搬迁之事与某位资历非同小可的高官有着联系.此事没有依据本人也不敢枉言,只是我个人能力有限,可调动资源也极其有限.很难有效的深入调查.在此希望各位同志若有能力可依据线索顺藤摸瓜,揪出大鱼!愿接力者可发信致:niulaoye@163.com
甘肃陇南处置群体事件刑拘30名不法分子
2008年11月21日01:57 新京报
本报讯甘肃陇南市政府新闻办公室昨日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该市日前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处置情况。陇南官方称，在此次事件中，共有110间房屋、22辆汽车被砸烧，74名武警、民警、记者受伤，刑事拘留30名不法分子。
部分人员向武警扔砖块
11月17日、18日，酝酿中的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问题引发了严重的扰乱社会秩序的群体性事件。中共陇南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李学春昨日在发布会上表示，群体性事件中，部分聚集人员向市委门口维持秩序的武警投掷砖块、石头、酒瓶，打伤武警69名，公安民警2名，新闻记者3名。其中，11名伤者住院。
多单位已不具办公条件
在此次事件中，部分聚集人员曾冲到中共陇南市委前院和中院，纵火焚烧市委前楼、中楼、中院大楼和汽车。
李学春说，目前，陇南市纪委、团市委、市妇联、市总工会、市信访局、市档案局等机关单位办公设施及文件资料全部砸坏烧毁，已不具备办公条件；市档案局大部分档案被烧毁；中楼职工宿舍全部被砸烧，私人财产损失严重；与此同时，不法分子将停放在长江大道的7辆警车砸毁并焚烧。
据当地官方初步统计，这起事件共砸烧房屋110间、车辆22辆，陇南市委大院各单位办公设施及其他损失(不含房屋及车辆损失)503.8万元人民币。职工私人财产尚在统计之中。
33个工作组进村做工作
事件发生后，甘肃党政高层第一时间派出由中共甘肃省委常委、省委政法委书记罗笑虎带队的工作组赶赴陇南，指导处置工作。19日，甘肃省长徐守盛赶赴陇南，到医院看望了伤员，并到市委大院察看了现场，对事件处置工作作了指示。
18日，陇南市、武都区共抽调1820名公务员组成33个工作组进村入户，对群众做思想工作，向群众讲解事件真相，化解矛盾，解决问题。
80人具结悔改
李学春称，在事件的处置中，本着教育大多数、打击极少数的原则，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武警果断采取措施，共传唤询问违法人员110人，目前已刑事拘留30人(取保候审7人)，经过谈话教育具结悔改的有80人。
李学春说，目前事态已基本得到控制，武都城区的生产、生活和工作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
当地现状
陇南秩序基本恢复正常
市委对面商铺恢复营业
本报讯昨日，受群体上访事件影响的陇南市秩序基本恢复正常。除市委门前街道仍被警方实施管控外，其余各处已很少见到巡街警员。此外，在工商部门的通知下，位于陇南市委对面、曾一度受上访事件休业的商铺，现已全部开始对外营业。
昨日10时，在陇南市城区可见，全城的秩序已基本恢复正常。除市委大楼门前一段约300米长的路面，被警方实施临时管控外，其余各地已不见成队巡逻的警察。
市民王先生说，现在的秩序和平常已经没有什么两样，就连曾经最紧张的市委大楼区域，也已恢复了正常。
市委对面一鞋店赵姓老板说，昨日是他们自事发后的第一次营业。19日晚上，工商给每个业主都打了电话说，秩序恢复了，商店要营业。
特写
省长和上访群众“面对面”
甘肃省长徐守盛与10位村民代表座谈，了解上访经过
20日上午，陇南市武都区东江镇农民王庆玉和其他9位村民代表一起，参加了甘肃省省长徐守盛在东江镇举行的一个座谈会。会上，她痛痛快快地向省长倾诉自己到陇南市委上访的经过后，得到了一个全面的解释，顿感心情舒畅。
20日一早，徐守盛带领省政府多个职能厅局的主要领导，在东江镇和10名群众代表进行了深入交流。“希望大家能够说真心话，讲真情况，我们共同探讨大家未来的生活和发展。”徐守盛开宗明义的要求，获得了群众代表的热烈响应。
10名代表挨个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他们向省长详细讲述了对东江镇拆迁，以及引起这次打砸抢烧市委机关事件的陇南市行政中心搬迁的看法。两位参与过17日上午上访的代表说：“我们只是想去询问如果政府搬迁之后，我们拆迁户的生活怎么办的问题。事件最后被少数坏人利用，烧了市委两栋楼，我们感到气愤羞愧。”
徐守盛一边听代表发言，一边谈自己的看法，最后详细说明了正在酝酿中的陇南市行政中心从武都搬迁的真实情况。退休干部李尚德说：“关键是要把群众的利益弄好。”
徐守盛说：“我也种过地，做官就要把全部的心思用在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上。”
“大家有什么要求，上访的渠道是畅通的。应该通过正当的渠道反映自己的愿望。”徐守盛说，“我们将使群众的短期生活没有损失，长期生活得到保障。”
相关新闻
陇南公布省工作组电话
受理群众意见和建议
本报讯昨日，陇南政务门户网站陇南公众信息网发布通知，公布了甘肃省委省政府工作组的联系方式，向干部群众征求对陇南市经济社会发展及灾后重建的意见和建议。
通知称，需来信反映的，可以寄甘肃陇南市政府信访局收转省委省政府工作组，也可以直接寄省委信访局转省委省政府工作组；需当面陈诉的，电话预约。
联系电话：0939-8616122，8616127，8616130，0939-4609457。
受理时间：上午 8：30―11：30，下午 2：30―5：30。
本版稿件/综合新华社、本报记者 崔木杨 报道
本版图片/本报记者 王申 摄
2008年11月27日星期四
贺承业:今天的中国
今天的中國，虽然离开了極權时代而进入了后極權时代，但奴役人的制度尚存；权力的暴虐性表面上有所减弱，但权力的专横实质依旧；计划经济已被迫放弃，但离现代资本主义仍然遥远；意识形态操控不再有效，但利益操控却无孔不入；文字狱依然时有发生，革命文化已经远去，但大众文化又变成新的麻醉剂，为骄横的权力带上一层温柔的面具，使奴才们可以向权力撒娇，贫富分化已不可逆转，权贵階級已经形成并日益壮大。
本来，中國人就是功利的、浅薄的、冷酷的，现今的一切向钱看更把中國变成了只有（没有记忆，也没有思想）的”经济人”的畸形社会，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实用和计算所主宰：没有了信信仰、理想与道德观念，有的只是现实的利益；没有了过去，也没有将来，有的只是今天，今日有酒今日醉啊！
没有了真正的友谊，没有了共同承担苦难的心心相印，有的只是共同消费享乐的哥们；没有不计功利的爱，只有互为工具的利用；大家通常只在餐桌上嘻嘻哈哈，酒足饭饱后就形同路人。
酒宴与卡拉OK成了人们交际的主要空间，休闲的公园与活动室里，处处只剩下了麻将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变成了一种消谴，一种琐碎而甜得发腻的闲暇，友谊也像商品一样供人消费，历史早被尘封，甚至昔日的苦难也只是一种消费和闲暇的点缀，那些所谓的同学聚会和返乡寻根，至多是一种暴发户对自己贫乏过去的补偿，他们想衣锦还乡，他们想在老同学、老乡里光鲜一翻，是以加倍的炫耀向社会展示苦难的诱人美丽，一种类似丰乳霜的功能性装饰。
四川大地震震醒过的短暂的人性回归，很快就被权力的庆功宴所淹没，腐败变本加厉地膨胀开来；一边是贪婪的血盆大口，一边是苍白的灵魂。至于读书与做学问，那早就是无人问津的事，远不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就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不如啊，大学早已失去了灵魂而沦为政治与金钱的附庸，科研也浸透了利益的得失，历史早就没有了，制假与腐败已浸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一切还正在疯狂地运转下去呢！
本来，中國人就是功利的、浅薄的、冷酷的，现今的一切向钱看更把中國变成了只有（没有记忆，也没有思想）的”经济人”的畸形社会，一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被实用和计算所主宰：没有了信信仰、理想与道德观念，有的只是现实的利益；没有了过去，也没有将来，有的只是今天，今日有酒今日醉啊！
没有了真正的友谊，没有了共同承担苦难的心心相印，有的只是共同消费享乐的哥们；没有不计功利的爱，只有互为工具的利用；大家通常只在餐桌上嘻嘻哈哈，酒足饭饱后就形同路人。
酒宴与卡拉OK成了人们交际的主要空间，休闲的公园与活动室里，处处只剩下了麻将桌，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变成了一种消谴，一种琐碎而甜得发腻的闲暇，友谊也像商品一样供人消费，历史早被尘封，甚至昔日的苦难也只是一种消费和闲暇的点缀，那些所谓的同学聚会和返乡寻根，至多是一种暴发户对自己贫乏过去的补偿，他们想衣锦还乡，他们想在老同学、老乡里光鲜一翻，是以加倍的炫耀向社会展示苦难的诱人美丽，一种类似丰乳霜的功能性装饰。
四川大地震震醒过的短暂的人性回归，很快就被权力的庆功宴所淹没，腐败变本加厉地膨胀开来；一边是贪婪的血盆大口，一边是苍白的灵魂。至于读书与做学问，那早就是无人问津的事，远不如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就连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也不如啊，大学早已失去了灵魂而沦为政治与金钱的附庸，科研也浸透了利益的得失，历史早就没有了，制假与腐败已浸透了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一切还正在疯狂地运转下去呢！
冉云飞：杨佳与钱烈宪
无论我们怎么努力，如何的妙语惊人，杨佳我们是写不活的。在这个国家回天乏术，既是一种残酷的现实，也是许多人屈辱经历最终的必然结局。已经有很多人，在说我这种书生气的努力是没有用的。虽然，我早已悟透在一个污烂的社会里，“有一种毒药叫成功”的把戏，并不踵武“有用”的脚步，但还是感到强横而庸俗的实用主义在中國的强大。自然，不管怎么说，我还是坚持自己的价值原则与伦理底线，既不奉有奶便是娘作为生活大纲，也不尊成功才是硬道理的伟大教导，更不尿“成王败寇”那一套。但你说一点挫折感都没有那是假的，是人都有希望自己认为有道理的事，所做的发扬光大的努力，能得到一点哪怕是些微的肯定。
昨晚有位在京的记者小朋友发来短信说，刚从杨佳家里出来，他妈说快要崩溃了，她说自己也郁闷到要崩溃。人是情感的动物，别人说他的家人将会忍着丧失亲人之痛，将会忍受死得不明不白的屈辱，就是我们这些仅仅要求杨佳的审判过程有一点像样子的公正程序的人，也受到巨大的挫折。虽然我们深知中國的黑暗，知道他们会怎么来颠倒黑白，但在目前这种积重难返，污吏横行的时代，理性的公民的力量是微弱的，或许只有像杨佳一样鱼死网破，才能求得一种释放与解脱。其实，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为此买单而埋下了巨大的定时炸弹。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獨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如此明目张胆地不公，对程序正义和法律的公然践踏，却公行于中國社会，杨佳一案必为社会动荡，进一步之酵母，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当然痛惜杨佳的冤死，死得不明不白，我更痛惜他之死增加了许多再也不相信中國法律的人，这才是整个社会向良性发展的障碍与悲哀。
至于“钱烈宪发言”，我不知是何时读上瘾的，只是觉得这个老几（川语，意为家伙、哥们儿）太有才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因为他运来许多“伟光正”们的不传之秘，经他妙手点化，便让你觉得“伟光正”的确是它的近亲“假丑恶”。再者，他又像中宣部的千次方，相当于中宣部的万世祖一样，将许多陋丑的东西，放大到更为可笑更为可鄙更为可耻的地步，让你一见莞尔不置。一方面做勤奋的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扒粪不辍；另一方面又岿然做起宣传机器的老祖宗来，且说“内部交流，供造谣用”，真可谓上下其手。有网友问莫之许兄，为何你的博客还在，而钱烈宪却被割了呢。莫之许兄幽幽答曰：事实比评论更可怕。诚哉斯言，真相是專制者的天敌。
老实说，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和宣传机器的老祖宗，都还不足以罄尽钱烈宪的精髓。前不久拿到他送我的新书《想像中的动物》，我才觉得他真是“想像中的动物”。一来我们至今没有见过面，如何的玉树临风，那是美女们感兴趣的。再者，我深感他转帖实在有十八般兵器，所谓眼观八路，耳听四方，简直像神物集合体，只能想像中得之。他耳目广泛，线人多多，和明朝的东西厂与今天的国保有一拚，给他报料的人络绎不绝。我想他的邮箱一定像当今的信访局，包龙图的开封府，喊冤鸣鼓的十分多，弄得他一天“要发炎”好多次。《想像中的动物》读了数篇，奇诡怪异，敏慧细腻，刺人脑皮，又可谓上下其手。多年前诗人钟鸣兄在其家中办《象罔》民刊，我助他小力，得以翻看博尔赫斯《想像中的动物》，所以深知他与古怪动物搞在一起的秘密通道。你可以不喜欢钟鸣兄随笔的古怪，但他自开一路，我想你就是再反对也得承认的。《山海经》、《博异志》、《酉阳杂俎》（似乎也有些卡内蒂《耳证人》的意味）之类稗官野史和史料笔记，当然是徐兄师承的对象，但我不知徐兄是否受博、钟二位的影响，但其间的精神之脉，似乎是有些路数可寻的。至于详情，待我读毕来向大家“发炎”。
我不是因果报应论者，也不会天真地认为行恶之人必遭惩罚，我甚至认为我们还要过许多年没有尊严暗昧难熬的日子。但我还是不无信心地认为，社会滚滚向前，文明虽经玷污，其光华却不可阻挡。杨佳其命不佳，其运堪悯，但将来我们返过来看此一事件时候，却也认为它不无记载中國司法耻辱史的意义。耻辱不可能必然导致我们这个国家质的改变，但也许杨佳一案只是群起反抗不公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案件在灾难众多的2008年，也有其特殊意义。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使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專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昨晚有位在京的记者小朋友发来短信说，刚从杨佳家里出来，他妈说快要崩溃了，她说自己也郁闷到要崩溃。人是情感的动物，别人说他的家人将会忍着丧失亲人之痛，将会忍受死得不明不白的屈辱，就是我们这些仅仅要求杨佳的审判过程有一点像样子的公正程序的人，也受到巨大的挫折。虽然我们深知中國的黑暗，知道他们会怎么来颠倒黑白，但在目前这种积重难返，污吏横行的时代，理性的公民的力量是微弱的，或许只有像杨佳一样鱼死网破，才能求得一种释放与解脱。其实，这是整个社会的悲哀，也是整个社会为此买单而埋下了巨大的定时炸弹。我并不认为杨佳袭警（如果袭警是真实的，因为这一点现在都有疑问了）是对的，我认为如果袭警是事实，那么他应该承担他的罪责。但他的罪责，不能免除没有獨立之权力的公检法在当今这个社会的罪责，更不能够免除直接办案人所承担的一系列责任，尤其是那些将杨佳母亲拘禁送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包括那些曲为官方辩解的律师。没有真相就没有公义，这是一次永远没有公义的死刑判决。如此明目张胆地不公，对程序正义和法律的公然践踏，却公行于中國社会，杨佳一案必为社会动荡，进一步之酵母，这是可以肯定的。我当然痛惜杨佳的冤死，死得不明不白，我更痛惜他之死增加了许多再也不相信中國法律的人，这才是整个社会向良性发展的障碍与悲哀。
至于“钱烈宪发言”，我不知是何时读上瘾的，只是觉得这个老几（川语，意为家伙、哥们儿）太有才了。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因为他运来许多“伟光正”们的不传之秘，经他妙手点化，便让你觉得“伟光正”的确是它的近亲“假丑恶”。再者，他又像中宣部的千次方，相当于中宣部的万世祖一样，将许多陋丑的东西，放大到更为可笑更为可鄙更为可耻的地步，让你一见莞尔不置。一方面做勤奋的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扒粪不辍；另一方面又岿然做起宣传机器的老祖宗来，且说“内部交流，供造谣用”，真可谓上下其手。有网友问莫之许兄，为何你的博客还在，而钱烈宪却被割了呢。莫之许兄幽幽答曰：事实比评论更可怕。诚哉斯言，真相是專制者的天敌。
老实说，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和宣传机器的老祖宗，都还不足以罄尽钱烈宪的精髓。前不久拿到他送我的新书《想像中的动物》，我才觉得他真是“想像中的动物”。一来我们至今没有见过面，如何的玉树临风，那是美女们感兴趣的。再者，我深感他转帖实在有十八般兵器，所谓眼观八路，耳听四方，简直像神物集合体，只能想像中得之。他耳目广泛，线人多多，和明朝的东西厂与今天的国保有一拚，给他报料的人络绎不绝。我想他的邮箱一定像当今的信访局，包龙图的开封府，喊冤鸣鼓的十分多，弄得他一天“要发炎”好多次。《想像中的动物》读了数篇，奇诡怪异，敏慧细腻，刺人脑皮，又可谓上下其手。多年前诗人钟鸣兄在其家中办《象罔》民刊，我助他小力，得以翻看博尔赫斯《想像中的动物》，所以深知他与古怪动物搞在一起的秘密通道。你可以不喜欢钟鸣兄随笔的古怪，但他自开一路，我想你就是再反对也得承认的。《山海经》、《博异志》、《酉阳杂俎》（似乎也有些卡内蒂《耳证人》的意味）之类稗官野史和史料笔记，当然是徐兄师承的对象，但我不知徐兄是否受博、钟二位的影响，但其间的精神之脉，似乎是有些路数可寻的。至于详情，待我读毕来向大家“发炎”。
我不是因果报应论者，也不会天真地认为行恶之人必遭惩罚，我甚至认为我们还要过许多年没有尊严暗昧难熬的日子。但我还是不无信心地认为，社会滚滚向前，文明虽经玷污，其光华却不可阻挡。杨佳其命不佳，其运堪悯，但将来我们返过来看此一事件时候，却也认为它不无记载中國司法耻辱史的意义。耻辱不可能必然导致我们这个国家质的改变，但也许杨佳一案只是群起反抗不公的开始，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案件在灾难众多的2008年，也有其特殊意义。杨佳不佳，好在钱烈宪还在发言，他那些充满睿智的“造谣活动”，使我们这个很少有真正幽默，只诞生大量冷嘲的專制国度的人们，充满悲不胜情、愤不胜怒的欢笑与诅咒，使我们不至于被那些“伟光正”的崇高言论弄得便秘。在此我谨祝我们这个时代精神上的“下水道专家”更加上下其手，让民众从下半身到上半身包括脑子都不再便秘。
2008年11月26日星期三
贺承业：七十年的梦魇
有谁能亲历一个有数千年文明传承的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发生的天翻地覆变化：在全民都被愚弄而狂呼“万岁”声中其文明的沉淀也随之断裂与消溶，制度成功地扭曲了人性，这样一个撕心裂肺的过程呢？更为可悲的是待你醒过来时，国家与民族已被曾经认为的“大救星”所创建的万世执政的D（一个成熟的权力、财富与利益集团）所绑架，民间精英与民族之魂早被消灭干净而代之以经济与物欲的疯狂，正在加速度地运转着呢！这就是我七十多年亲历的梦魇。
人类文明主要体现在人类的思想、意识、观念、追求的长期磨合，日久月累所沉积下来的传统、习俗与信仰，是以摆脫兽性、体现人性为其核心。它是数千年人类生活长期积累和沉淀下来的，中华民族与所有其它民族一样形成与发展了数千年，一次又一次与自然作抗争与磨合，一次又一次历经战乱、改朝换代与兽性抗争，渐渐形成的民风、民俗、道德与良知体现了人性的光辉的“天地良心”“仁义温情”“琴棋书画”等等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中一直没有间断过，这就是几千年不断的民间的中华文明（我这里指的并不是什么孔孟儒学，有人以它作为中华文明之代表，这是不对的。我这里指的中华文明是指民间的民族的人类文明，它的核心是克服兽性、体现人性，当然它也有根深蒂固的缺陷、瑕疵与不足，这就需要通过与世界交流、引进与学习来溶合）。
1949年的改朝换代，与以往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不同，它真是彻底地改天换地，它打破了原有的一切传统，也撕裂了中华文明。开国之初不仅砸碎了所有的旧的国家机器，就连学校、宗教等文化设施也全部推倒重来的，就是几千年的汉字也改头换面，连民间堂屋里的神龛与宗祖牌、厨房里的灶神、山坡上的祖坟乃至家装、服饰、用品、习俗均在改变之列，连祖国的生日，也就从这年十月一日算起了。我生于1936年秋，正是全民抗日战争之年代，幼小即目睹国家民族之灾难，抗日烽火中民族精神的闪亮火光，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永恒的难忘，抗日战争胜利的兴奋使我对国家富强抱有强烈之期盼，可是紧接着目睹了国民黨政权的腐败无能与民生之艰，1947-49年读初中时，更是热望一个新中國的诞生，共產黨动员并许诺民众，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國。1945年9月毛澤東回答英国路透社驻重庆记者甘贝尔说：“自由民主的中國”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是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按：指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言论和表达的自由”、“信仰上帝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獨立、团结、统一以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
1949年冬我的家乡（四川一个古老的县城）解放了，我们热烈地欢呼，热烈地拥护共產黨！随之考入了全新的县城中学读高中，参与了捣碎城隍庙、清匪反霸与土改，亲见了运动中一次次声势浩大的公审大会在原公园举行，有一次即枪毙了四十多个，真令人心大快，1951年我入了团，后来又当了校学生会主席。更为根本的是经过土改、一化三改造……等大搞群众运动从经济上把原有所有制彻底改变，不允许民间任何“私有”，到极端时连家中锅灶也不准私备。我家为工商业兼地主成份（那时还是按解放前的经济状况定成份的，后来才是以关系与意识形式态为借口由黨组织认定），没收了土地、私改了资产，我是拍手称颂。1953年我考入了著名的一所师范学院数学系，更是兴奋不已，努力学习，一直任团支书。 1957年毕业前在大鸣大放中，我真诚地讲了题为“学会尊重人，把人当作人”之话，反右初我还是“班三头”进入领导圈子呢，可后来却划我为右派，开始我很想不通，在不讲理的高压之下也不得不服，在“黨总不会有错的”的信念下接受了这一切，认为严格批判只为自己好，后处理为工作考查两年，到了重庆某中学，我认真努力改造，还交了入黨申请书呢！不管是如何侮辱与艰苦，我都是努力拼命去完成，这个期间，我亲历了大跃进、打麻雀、大练钢铁、人民公社化等荒诞闹剧（我所在的学校就曾划入第一个城市人民公社——重庆七星岗人民公社），紧接着便是全国大饥荒，知名的解放碑和平餐厅也只能供应出代食品，从打杂、扫公厕、拉板车、种地、养猪、放牛、放鸭、孵蛋……到埋死尸，我都干过，后身患水肿到腹水数度住医院，亲见一个个死去，而我终于活过来了。
1962年摘了右派帽子，但却总是受到另眼“优待”，到1963年夏，更以花言巧语、假许诺等手法骗我回原籍，而实际则是无端除去公职清洗出去，让我自谋生计，对我的多次据实、据理反映（一直到“改右”后还多次反映），更以欺骗、不理加威吓对之，我也是经过长期交往才看穿这些无耻的做法，但还以为只是个别人所为，代表不了我心目中的光明的黨。解放后更消灭了所有民间的一切组织与机制，断绝了一切民间关系（甚至血缘亲情）与交往，所有的人（包括少年儿童）都被纳入各种组织之中，都分出先进、后进或改造之差别：有层次地分为掌权者、执行者、极积份子、培养对象、先进群众、一般群众、落后群众、可教育争取之人、暗管份子、管制份子、劳教劳改人员，到监禁、枪杀，并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时时调整着这些划分，用最严格的户籍制度与口粮管理把全国真变成了一个大铁笼，社会是铁一般地稳定，治安良好，堪称太平盛世。在意识形态方面，更是经过了思想改造、批这批那，过关交心到狠斗私字一闪念，消灭了一切异端。读书期间就目睹了老师们历经的思想改造过程，更见过大学教授们受辱，紧接着是旷日持久的“反右”运动（实际上都是左派，应叫“反左”运动），抛弃了国家、政府、法律乃至宪法等一切繁文缛节，开创了由D组织公开、直接定罪与处理公民的规矩，不仅背信弃义剪除了夺取政权时的一切盟友与同路人，封堵了言路，只许说好不许说不好，从此再也听不到任何杂音了，这就断绝了一个政权进步与纠错的渠道。更为可悲的是：从此，说真话的倒霉，说假话才能活命，信义在中华大地死亡，开创了一个大说假话的新时代。于是便确立了D的、永远领导的、永垂万世的、黨指挥枪的无产階級專政！
我于1963年秋被骗回原籍自谋生计，拜师学艺从头做起，当了十五年泥瓦匠，历经了穷困、生活艰辛、家族冷眼与社会的遗弃，也经从高楼跌落成重伤致残，亲见古城众多古迹、文物被毁，古庙的铁狮、封存起来的千年铁塔也被砸，连民居院落房脊上的“福”字，门窗上的花雕也未能幸免。我也目睹了纹化大革命的全过程：上山下乡、四清、造反、夺权、大破四旧、天天读、红海洋、忠字舞、革委会、抄家、游街、示众、枪杀以至武斗，不少人无辜惨死到清队、批林批孔等等愚昧、疯狂、原始而野蛮的万般景象。在这以破字当头的动乱中，从另一方面看，我也见过了民众在“四大”中，对当权派的斗争的“造反有理”之光。我也就是因为曾向我们的大救星写过反映信，在清队中我也蹲了半年牛栅，增长了见识。在这大动乱期间，活不好找，只好外出下乡找活谋生，更有机会亲见民间底层生活：乡下农民一个全劳力一天工分竟只合人民币八分钱（只当一个平信邮资），吃的是胡豆叶啊！我在社会最穷困的生活中渡过了配给品的票证年代，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吃的是配份的高粱红署，没燃料就吃冷饭，穿的是日产尿素口袋改作的裤子，过年了，三十夜全家只有四分钱……。就这样疯狂了三十多年真使全民一无所有，实现了最为干净的一穷二白，“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究竟画出了一幅什么样的图画呢？那就是：建立了由D所认定的階級成份，与階級关系（它并非馬克思原意的階級划分），排斥了知识份子，不要知识与文化，使一些无赖、村妇、地痞、流氓、二流子，投机者、告密者、变色龙……有机会执掌大权（我目睹了大大小小的不少这类人掌权之趣事），“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階級斗争，一抓就灵”，“与人奋斗，其乐无穷”！那就是：民间一无所有，连思想也不要有，人只是行尸走肉，只是D的驯服工具，知识与文化灭绝，物资奇缺，三千万人饿死，上千万人被打入另册成为牛鬼蛇神，知识精英连同宗教、艺人均被清除干净，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国民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民族、国家、宪法、人大、政协、政府、法律乃至黨章，都只是一个装饰，只有一个强大的、组织严密的、帮派式代代传承的D还在，书记、政委就是各级最大最有权的也是唯一的官，真被当年大右派不幸而言中，实现了“黨天下”，并在消灭了一切对手与异己之后还更为壮大！真是如歌中所唱的“没有共產黨，就没有新中國”。
走到了尽头之后，才来一个“改革开放”，八十年代初的拨乱反正与思想解放，已经有了曙光初现的历史机遇，我也经过1978年改右到县城师范学校任教，感受了青年们渴求学习的热情，全民对未来的希望，我加入了民盟，开始在报刊上写点数学论文，评上了讲师（当时还是县团级待遇呢），又当了县政协委员，我爱人十七年前的受冤假案，虽经长期顶住压力的二百多次申诉，到惊动了知名的人大副委员长史良后，总算得到了平反，从中也领悟了D的法制、信访与领导之味道深长与一言难尽。这时期也有不少高校邀请我去任教，但一直是原处不放人，在多次交涉中我才第一次知道：即使不是黨员，人事工作也须由黨的组部门直管，同时获知确实有规定，所有大小组织、单位、部门其一把手必须由黨员担任，不过我从无心当什么官，所以从不在意这条。后来又借到省上编写教材，也走了一些学校，1987年调到四川某教育学院，后升副教授、教授，期盼国家与教育能走向进步发达，政治能更加清明，可却突显出“官倒”与腐败，大学生们起来要求对话，这本是很正常的事，可是，真想不到，法西斯的本性在八九枪声中显现，令世人震惊，这才体会到黨管枪的绝妙！改革进入了异化。我所供职的学院，根本不谈任何学术甚至教研也没有，正直的、有责任心的教员们只能是个人尽其所能而为，左右不了领导，这完全是一所任人唯关系的走形式的学衙，一直到它的结束，无奈我也只好自己努力，1990年到国家某重点师大作国内访问学者进修，后又到省上编初中数学教材，参与了国内一些学术活动与外地讲学，走过了一些学校，也接触了不少同行，深感做学问之艰难，难就难在这个官本位子的体制上。后应聘于凉山大学，只有这一所民盟办的大学，还稍有一丝尊师重教的风气（可它不久便短命了）。1997年退休后，又各处应聘在讲台上站了四年，完全退下来之后，就只有旁观这个社会，可就是退休还有幸品尝了民众房屋被拆迁的整套无奈、无助的艰辛的维权全过程，过着退休后这弱势群体的清贫生活，只好“拾薪煮药挽颓顏”。 这几十年来常感：以前就连一个中小学校长，也得是学有所长的社会贤达，是有一定道德要求与民间知名度的，而现在一个不学无术、只要会吹拍、能紧跟的就是校长（甚至是高校）了，还要处处向教师们作指示呢！还有什么学术头衔呢。考试做假，学术腐败，文凭贬值成灾，学校早已失去了灵魂而成为官衙与黑店。至于甚么统战、民主黨派，参政议政等，我也坐在一旁“听”过一些会议，最生动的不过是传达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的名言：“参政不许越位，议政不准添乱”了。我惊异：黨组织可以越过人大、政府直接发行政性命令与决定，甚至公开规定由各级黨的书记兼任大大主任，政法委凌驾于法律之上，黨军取代了国家军队，黨的经费也由全民无限制地供给，会议与选举从来是走走过场，只是贯彻领导意图之工具而已，宪法与黨章更是一纸空文（黨和国家领导人的存废也由一人的最高指示说了就算数，且终身有效）。
这几十年来，也接触与知道了不少官场之事，作为小人物，自然见不到大官，只能见过一些小之又小的官，他们的作为平凡而细小，上不得报导，一般也不受处分，可是从他们的无耻、无奈、钻营、作威作福、谋私、贪婪、腐败的种种作为上也领略了什么是“先进”与“代表”，习惯忍受被领导设下的各式各样的小鞋，更看出了今日无官不贪的严重程度，在这个腐败大军中也有更多的人是被体制的潜规则所裹胁。当然也见到过不少的好的、有正义感的领导，但大多因而被排挤、难有实权而终，基本上就没有升迁，更有不少努力工作、堪称表率的黨员，他们在黨性原则下，常常只能是无言，也体验了更多的一切正直、认真说话、做事的人，总是受到冷遇、排挤、必须层层地服从贯彻这个可悲惨的社会规则，是体制在扭曲着人性。
几十年来我也参与了不少政治学习，也听了不少报告与许诺，作为公民参加了若干次民主选举｛在我的记忆与经历中我所遇的各种组织与场合下的各级、各种领导（包括小组长）无论优劣，无一不中上级派下来的｝，开会总是学习与传达，只有领导按坐次讲话，而我们总是受教育者，这一切都是做戏，是当不得真的，更兑不了现，这也就习惯了，更厌倦了。在意识形态方面，“破字当头”，旧道德彻底地破除了，愚民的口号、人为的假样板一个个被其种种作为而揭穿后，新的道德却建立不起来，“立”并没有“在其中”，倒是培养出了全民说谎、不讲诚信、一切向钱看出的社会大毒瘤，人性早已被成熟的制度所扭曲乃至消溶。是制度泯灭了文明，才导致腐败横行，经济畸形发展期，生态环境破怀，治安恶化，民生为艰，天灾人祸不断……，
用一贯使用的成功致胜的法宝——强权高压加谎言欺骗，在经济上虽放弃了公有制，一步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但却成功地化公有为权贵者的私有，腐败是在反腐声中发展与壮大起来的，已到了不可收拾之境地。这些成功都是用欺骗民众，让民众忍受阵痛付出巨大的牺牲才换来的贫富分化与一个新兴权贵阶层的形成，广大百姓又一陷入新的生存困境，民生问题突显尖锐。在政治上，表面上停止了用階級斗争等口号，但仍坚持着若干“基本原则”：说的是“批评与自我批评”，行的是不准批评更无自我批评；说的是“既有民主，又有集中”，行的是只有集中而毫无民主；说的是“百花齐放”，行的是“只许我一花独放”；说的是“百家争鸣”，行的是主旋律独鸣；说的是“多黨合作”，行的是一黨统治；说的是“馬列主義”，行的是法西斯主义.举目一望，处处都有人民二字：人民專政、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教育、人民警察、人民银行、人民币、人民……等等，运用高妙的代表理论，人民被黨全权代表，实际是“黨”字取代了这所有的“人民”二字，成了黨的……一切。“中國人民站起来”终于是D取代了“人民”而“站起来”了！这后三十年的改革，不仅没有实质上的改变与进步，反而是与时俱进地强化这“黨国体制”，在意识形态上过去使用的階級与階級斗争有关的口号虽不用了，但并没有认真彻底批判，同时设置了重重禁区封杀历史，不许讨论，更以其“理论”、“核心”、“代表”、“稳定”、“和諧”等口号加强了言论与新闻管制，强化了“保持一致”地“高度统一”。经济上的成功与发展使之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财大气粗的流氓暴发户，有意误导出一个全民向钱看的物欲横流的社会，软硬兼施地收买了知识阶层，这使政治上的保守更能成功。长期的一D独大，已根绝了任何民间力量的萌芽，成功地实现了一D 绑架中國，在国际上也用外汇与贸易收买各国政客，用大办豪华奥运来展示D威，真是“有钱能买鬼推磨”（洋鬼更爱钱也更会推磨，金钱外交一词就是这样来的）。人们也曾对四川大地震时所反映出的人性回归又寄予一线希望，可是短暂的幻想很快就在当局推诿人祸责任、“丧事当作喜事办”的庆功宴中破灭。准确地说现在就是一个成熟的、成功的权贵阶层集团绑架了中國，正在疯狂地前进！
回忆我这走过的这七十多年，前十年儿童与少年时期在国民黨政权摇摇欲坠的统治下看见了它丢失大陸逃去台湾，接着是在共產黨统治下的六十多年，这又分两段：前三十年是在毛××帝国下过了青年到中年，后三十年是在邓××帝国下从中年到老年，国民黨政权到台湾后又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近日两岸也出现了和解之曙光，中國究竟往何处去呢？
作者:贺承业
2008年11月25日星期二
牟传珩：中国模式“辉煌”的沉重代价
从去年5月份以来，由中宣部主导的充满血红底色的大型专栏《永远的丰碑.红色记忆》，由人民日报、新华社、解放軍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多家中央新闻单位，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单位一起，共同强档滚动推出了，大肆宣扬中共暴力革命，階級斗争的“辉煌历史”。如今上述主流官媒又如法炮制，用同样的手法共同强当推出《经典中國、辉煌三十年》系列，为“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大肆镀金，而将“辉煌”背后越来越伸长的阴影消除得干干净净。这就如同北京在以倾国之力举办奥运，为鸟巢上空绚丽耀眼的焰花人工消雨一样，掩盖着由瓮安冲突、杨佳袭警、惠州骚乱、孟连动乱，以及襄汾溃坝和三鹿毒奶等事件投下的深重国家乌云。为此本文的意义则正在于，用具体生动的事实与数据，还原中共30年改革开放“辉煌”神话背后的历史真相。
最近，国家统计局为了给中共30年 “辉煌”神话背书，发表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并且宣扬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似乎今日中國真的是一派繁荣景象：2007年国内生产总值（GDP）为249530亿元，比上年增长11.9%；在世界上的排名，由1978年居第10位，上升为第4位。2008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为130619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4%. 2007年消费价格指数（CPI）上涨4.8%，2008年上半年上涨7.9%，其中6月份比去年同期上涨7.1%，7月份只上涨6.3%，通货膨胀态势在趋缓。 据此，主流官媒一致宣称，从2003年至2007年上半年，中國经济是高增长、低通胀的黄金时期。由此来证明由30年改革“辉煌”导因的业绩。本文为还原历史真相，就用真实的荧屏透视一下这30年“辉煌”背后的沉重代价和深重阴影。
（一）生态破坏、环境污染
中國“改革开放”30年来，官方一直贯彻鄧小平“发展就是硬道理”的经济高增长模式，走着一条长期靠透资国力，断子孙饭的，以输出生态资源的高消耗、高成本，高环境破坏为代价，来维持的粗放型、掠夺性的自杀式经济增长模式的道路。就在前年德国举行的八国集团与发展中國家领导人对话会上，正当国际社会对中國经济发展模式提出质疑的同时，中國无锡太湖爆发了由“蓝藻”事件引发的水源危机与人心恐慌，并由此敲响了中國经济高增长模式的警钟。30年来，中國长江呈现污染不断加剧的态势，上游、中游、下游的城市，由“发展就是硬道理”导致的化工、造纸、冶金等重污染企业蜂拥而上，长江污染加剧的报告以及周边城市老百姓的反映接连不断。其实，受到水资源污染的又何只太湖？五大淡水湖的其它四湖鄱阳湖、洞庭湖、洪泽湖、巢湖的污染也都已经非常严重，山东的微山湖基本已经废了，云南的滇池也都臭了……而在海河流域，更无原始意义上的水质，如今那里流动的多是污垢。北京、天津等大城市靠用水库蓄水，济南泉水几经干竭，青岛人喝的却是黄河水，河北的广大中小城市和农村靠的则是深层地下水，而这种地下水的补充非常困难，目前已经严重超采，人们喝的已是子孙的水了。发达国家在上百年逐步出现、分阶段解决的环境问题，而在我国30年改革“辉煌”如此短暂时间内进行掠夺式发展，就导致环境危机连连爆发。近些年来，中國的工业化进程可谓突飞猛进。此据国家统计数据显示，从1990年到2001年，中國石油消费量增长100％，天然气增长92％，钢增长143％，铜增长189％，铝增长380％，锌增长311％，十种有色金属增长276％。这样的消耗速度，迅速耗尽了国内的资源。中國人口占世界21％，但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到今天，我们已经不可能靠国内资源来支撑今后的发展。从消费总量看，到2010年，我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达到57％，铁矿石将达到57％，铜将达到70％，铝将达80％。如此“发展就是硬道理”之“辉煌”所导致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已达触目惊心的地步：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草场退化、森林资源危机、水资源短缺、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我国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267.4万多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18个省的471个县，近4亿人口的耕地和家园正受到不同程度的荒漠化威胁；我国目前的废水排放总量为439.5亿吨，超过环境容量的82％；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40.9％，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600多座城市中有400多座供水不足，其中100多个城市严重缺水；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根据《中國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中透露的数字，1994年中國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为40.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2004年则达到了6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10年间中國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了20亿吨，年均增长率约为4%.而另有资料显示，我国1/3的国土已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2/5成为劣五类水，3亿多农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亿多城市居民呼吸着严重污染的空气，1500万人因此得上支气管炎和呼吸道癌症。有人计算，我国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占当年GDP的15%.而根据世界银行按照目前发展趋势所做的预计，2020年中國仅燃煤污染一项导致的疾病，需付出的经济代价就高达3900亿美元，占当前国内生产总值的13％。其实，中共这30年以牺牲生态、环境、资源为代价的所谓“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就是试图借高经济增长，来维护道义上已无法自圆其说的制度合法性。
（二）国资流失、工人失业
中國30年改革，的确给经济带来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国民总收人为例，30年来，从1978年的3645.2亿元，到2007年的251481.2亿元，翻了巨大的69倍。然而，中國的工人階級却并没有分享到改革成果。国家统计，2006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是21010元，而中小国企职工最高的也根本拿不到这个数，实际能拿到10000元的都非常少，特别商业国企职工年工资能收入有6000元就了不起了，受挫最重的商企，足有三分之二的职工下岗，工资大打折扣，如果把这批职工计算进去，年平均工资达不到2000元。而在国企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大肆非正常流失到少数权贵、贪商腰包里，全国人大代表金志国曾经指出，“国有资产每天流失一个亿”。如此同时，大批工人失业、下岗，无产者沦为无饭者。而那些尚在岗的工人们，却要受改制后新生企业主的盘剥，工资低得难以为继。国有企业改为股份制后，企业经营者不仅持有股份，并实行年薪制，年薪所得高于普通职工的十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由此可见，他们才是改革的受益者。目前，中國劳工群体同分散在全国各地农村中的广大农民一样，都处于当今社会最底层，饱受来自社会腐败，贪官污吏，杂捐苛税的贪婪性掠夺。面对自己随时有可能失去“饭碗”的生存威胁，他们与全国大多数劳动民众一样，亲身见证着执政者拒绝“政治改革”条件下的让“少数人先富起来”政策所导致的社会不公。现在公务员的工资是普通工人的4.5倍，政府还要假借各种名义给公务员不断涨工资，实行阳光计划后，他们又补贴了1万元多，而产业工人工资5年才涨了几十元。这是何等的社会不公啊！原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刘实在《谈当前中國工人階級状况》中说：“1998年以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达2700万人。此外，还有停产、半停产企业职工实际上失去劳动岗位，有些企业还搞了内退、终止劳动合同、有偿买断工龄。能够就业或再就业的却逐年减少。” 日前，国家发改委中小企业司有关负责人透露，全国今年上半年6.7万家规模以上的中小企业倒闭。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代表的纺织行业中小企业倒闭超过1万多家，有2/3的纺织企业面临重整，导致超过2000万工人解聘。伴随着大量企业倒闭、停产、缩产，沿海地区以生态链条形式存在的产业群落也因此面临断裂的威胁，这将导致更大规模的企业倒闭，失业大军进一步扩大，弱势群体生活将进一步恶化。
（三）疯狂圈地、农民失田
中國30年“辉煌”改革以来，兴起了3波近似疯狂的圈地浪潮，全国各地数以千计的开发区、工业园，大学城等侵蚀了面积惊人的土地。而房地产业的贪婪性圈地运动，则更充满了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性。 这些年来，中國地方政府以经济建设为名，非法圈占违规批用土地，造成大量土地被少数企业垄断，大片耕地被乱占滥用，土地领域成为腐败重灾区。在这三波“圈地运动”过程中，一些地方采取“要地不要人”，甚至欺骗式、掠夺式的办法“毁农民的庄稼，扯农民的房子，挖农民的祖坟，占农民的耕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陈锡文曾公开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通过低价征用农民的土地，最少使农民蒙受了2万亿元的损失。”据国土资源部的统计显示， 2007年9月15日至2008年1月15日，全国土地执法百日行动共清查三类土地违法案件3.17万件，涉及土地336.4万亩。其中，“以租代征”1.87万件，圈占土地0.15万件，“未批先用”1.15万件。据中國建设银行发布的数据， 2001年初至 2007 年5 月，开发商累计购置土地 22 亿平方米，但实际上仅开发了其中的12.96 亿平方米，有近 10 亿平方米的土地仍囤积在开发商的手中，足够供应全国市场5 年的开发量。按照《全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纲要》， 2000年至2030年的30年间建设占用耕地将超过5450万亩。每征用一亩耕地，就要伴随着1.5个农民失业，这就意味着中國“失田农民群体”，将从前些年4000万人剧增至 2030年的1.1亿人。此据《中國农业统计资料》平均测算，近三年来，每天平均大约有57个村落从中國大地上结束了它的历史生命。大陆颇具影响的报纸《南方周末》，曾经发表了题为《 “新圈地运动”后遗症──四川自贡高新区征地调查》一文，追述了自贡失地农民抗争事件的来龙去脉。8年前，自贡市大安区红旗乡等地近8千村民被政府集体征地。这 8千失地农民中，大多生活面临困境，很多人捡破烂度日。失地农民一直在上访抗争，但屡次遭遇当地公安部门的鎮壓。这反映了当今中國失地农民的普遍现实。
（四）贫富悬殊、两极分化
这30年来，民生问题和社会公平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特别是中國贫富差距迅速扩大，导致两极分化。对此国际有一个通用的衡量指标，即基尼系数，最小是0，表示所有人的收入都一样；最大是1，表示所有的财富都集中到极少数人手中。中國从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开始贫富差距加大，已经达到0．50以上，表明中國的贫富差距已超过国际公认的两极分化警戒线。2004年8月17日，《光明日报》载文指出：中國的基尼系数已达到 0.53或0.54. 此据中共中央黨校2006年春季学期进修一班学员的一项课题研究成果指出，目前中國收入分配相当不均，更为严重的是起点不公平。中國目前低收入及中低收入者占总人口的80％，中等收入者仅占 15％。中國经济景气监测中心透露，中國已有百万富翁500万人，千万富翁14万人，亿万富翁数千人。50名富豪的财产，竟等于5000万农民的年收入总量。中國富人拥有的总资产已超过8 万亿元。按照前几年劳动人事部统计局和工商管理局联合调查150万人得出的结论，占人口8.6%最富有的家庭占有全部金融资产的60.47%，而另外43.73%最贫困家庭只占有2.9% ，这两组人群的平均相差是103倍。可见，如果我们把资产这部分考虑进去，贫富差距就更明显了。以上数据无可置疑地充分说明：中國30年来，正在发生着“两极分化的两极分化”，在富裕阶层一方，超级富裕者和普通富裕者之间的财富鸿沟已经接近甚至超过了富裕阶层和贫困阶层之间的传统距离。眼下中國改革开放、经济高速增长的利益，更多地倾斜于少数富人与权贵的腰包，广大工农弱势群体的收入，被以市场化过剩的名义大规模地压低，出现了官商勾结的极度暴富和工农弱势群体过渡贫穷和被剥削状态。 在社会广大劳工群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他们甚至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维持。这其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二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患病或遇灾害。这种绝对贫困家庭究竟有多少，政府从不公布数据，但我们可以从全国并不全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2053万人分析估算，数据应是远远大于此的。这些家庭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压迫。眼下，中國正处在一种“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现实中：一面是弱势群体深受住房、看病、上学新三座大山压迫，生活窘迫，无能为计；一面是中國高档购物中心过剩，被海外舆论称之为中國奢侈品市场在“爆炸”。据国际知名的投资银行高盛公司统计，中國已成为全球第三大奢侈品消费国，占全球奢侈品消费总额12%——比5年前增加了12倍；高盛预测，到2015年，中國将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一奢侈品消费国。而在今年3月底举行的“中國发展高层论坛”上，商务部副部长于广洲也做出类似的预测：到2014年中國将可能成为全球最大的奢侈品消费市场。有学者曾撰文称：“号称社會主義的中國在两极分化方面超过了资本主义的美国。”这就是说，当下中國的社会不公，连维护中共体制的学者都看不下眼了。
（五）官民对立、警民冲突
中國30年“辉煌”造成两极分化事实正在割据中國，导致国民整体情感焦灼与不安，社会贫富对立，官民对抗，警民冲突不断。眼下，伴随胡錦濤“和諧社会理论”的提出，“无直接利益冲突”新语话正在横扫中國大陆的大街小巷，标示着一种新崛起的社会现象，正在冲击中共的执政基础。此据公安部统计显示，劳资关系、农村征地、城市拆迁、企业改制重组、移民安置补偿等问题，是酿成“无直接利益冲突” 类的“群体性事件”的直接原因。2005年中國发表的《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到2003年间，“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增加到约307万。最近两年，群体性维权事件的复杂程度和政府处理难度都不断加大，已经被中共高层视为来自民间影响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此据公安部发布的数据，中國前年发生群体事件7万多起。而去年仅1到9月，就发生群体事件17900起，可见其激增的势态。最近，仅举办北京奥运前后期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就有：贵州省瓮安县上万人与警方激烈冲突事件、上海公安遭冤民杨佳袭击造成六死五伤事件、广东惠州群体骚乱事件、云南孟连“7？19”官方开枪打死两人事件以及昆明连环爆炸多起恶性事件等。中國30年拒绝政治民主的跌足改革“辉煌”，已经导致了社会的严重不公，贪污腐败，两极分化，官民对抗，警民冲突，加之现存社会整合机制已无法对社会结构的失衡、各种诉求变化做出及时反应，所以社会各群体、个人只能以非常规方式主张权利，表达诉求。
以上事实充分印证，中國30年拒绝政治民主之改革“辉煌”的沉重代价，就是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国资流失、工人失业，疯狂圈地、农民失田，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官民对立、警民冲突；就是以牺牲环境、能源与盘剥社会弱势群体利益为前提，来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鄧小平路线做背书。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30 年来，中國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为谋“发展”，从“消灭资本家”的一个极端，滑向媚资傍大款的另一个极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正义为代价。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面地坐在资方的立场上，因而拒绝工农成立自发组织，打压社会群体维权，使广大劳工群体失去了与资方平等谈判的资格，沦为资本市场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导致社会缺乏对资方贪婪发展的制衡力量。中國30年拒绝政治民主的市场化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社会没有建立起公平的竞争机制，社会腐败、权力不公导致资源非市场化垄断分配；加之官商勾结，利用改革名义，大发国有资产不义之财。不民主、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体系和政策，是中國当代社会走向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
中國跌足改革的30年，引进资本家剥削，但不引进獨立工会约束；只要政府管治，不要公民社会对治。这便导致了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的紧密结合，并随着产权和经济体的私有化和自由化过程，共同参与了社会利益的博弈，加快了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大肆鲸吞大众利益的进程。在这一进程中，公权私谋与资本贪婪得以联手通过合法名义修改游戏规则和不合法的掠夺手段来实现着私利和腐败。这就是今日中國官媒一致宣扬的《经典中國、辉煌三十年》的“历史真相”。
作者:牟传珩
冉云飞：真相是中国的命门
真相已成中國社会的命门要害与核心症结，已成为官民冲突的“战略要地”。没有真相就不会有公义，因为只有真相才能公正解决问题的基础，并且真相里面蕴藏着社会各方面的绝大利益。官方深知互联网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兴盛，必然带来信息洪水不可阻挡，必然带来权利意识觉醒的民众对探寻真相的不懈追求，因为这事关民众的生存与尊严，他们决不会就此罢休，或者等闲视之。
对真相的控制，是四九年后中國大陆官方所有社会治理和政治管制的头号任务。从各级政府部门对“机密文件”的滥用到基层居委会的大妈习惯打小报告；从“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告密者到把支部建在村上（三人即可建一小组）；从繁华大都市到鄙野乡村，都用把人视为树桩的居民身份证，捆梆得非常死，即便你走到哪里，身上一定要佩带身份证这一“红字”，否则你便将寸步难行；从介绍信、票证的泛滥到如今的天网工程、金盾工程；从开动用纳税的钱办的洗脑传媒如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包括各级政府传媒，无不自我表扬到令人作呕的无耻地步，再到从小到大的教材的“颂圣”教育所进行无所不在的愚民，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将民众视为潜在的敌人来防范，官方就是如此“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称極權统治以及他们治理社会的方法为“铁幕”呢？其原因就是对真相的剥夺。
为什么要剥夺真相呢？因为真相里面有很大的利益。为什么中國冤案和群体事件如此频密呢？那就是因为掩盖真相，从而剥夺了民众的利益。以今年为例，任何群体事件，以及杨佳个案，官方传媒无不以“小披露，大掩盖”来搅混水为能事。“小披露”就是披露于官方有用的情节，“大掩盖”就是对民众有利而对官方不利的东西，这种有着巨大选择性的披露，在这两天官方以发布群体事件消息的速度，来掩盖更多真相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外电已经透露官方想用速度来代替真相的阳谋，真相与速度之间有关系，但没有绝对联系。速度不等于真相，你播出的速度快，只能表明你的选择性更强。换言之，你只说于你有利的一面，没有经过任何深入的采访，尤其是新华社和官方传媒，从来不见百姓的发言，一有百姓的发言就是他们被欺骗，被人利用了，感到悲愤与羞愧。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欲盖弥彰的小伎俩，还自以为得计，真是小看你几十年愚民宣传，官方公信力的降低，以及民众对你愚民宣传所产生的“抗药性”了。
这个政府还相信他有公信力，还相信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这样的传媒有什么公信力，不是自欺就是自大，不是自我麻醉就是去了大势还充能人。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不论是网上五毛或者生活中五毛，都没有什么傲人的智慧，就是现在官方能写点像样子文章的人都没有。你看看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社论，你可以看到官方连一个像样的写时评的人都没有了。你可能会说那个北晚的“文峰”，这样的水平，放在如今网络烽烟四起、思想起义的时代，他只能是献丑的大活宝。现在网民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对信息的掌握与分辨能力越来越高，他们在肉体起义前，已经在进行思想起义了。这种思想起义，官方还以为自己能控制，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且不说“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本身就证明你掩盖真相的邪恶，就是“被少数坏人利用”这样使用频率一多，人们也会清醒地进行数学统计，为什么到处都充斥着“少数坏人”呢？这种自以为高明的玩“政治数学”的把戏，从毛澤東到现在，用得泛滥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民众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他们也许惧怕你手中用纳税人养的警察与军队，你以为他相信你的连篇鬼话吗？
在一个民众越来越聪明，权益意识越来越高涨的时代，我认为政府应该与时俱进，你也应该学会更加聪明。也就是说，官方应该放聪明一点，而不是老调重弹、故技滥施，徒让民众笑话官方的智商。政府和民众都聪明起来，懂得制订大家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懂得妥协、谈判、理性发声，懂得要共存而不是要独占，懂得要互助互生而不是你死我活。那种还充满階級斗争的在野黨生存策略，视民众为寇仇的做法，在信息越来越开放的今天，是一种没有胜利者的双输格局。“承认纸包不住火”这个常识，对于官方来说，就那么困难吗？难道要烽火四起、群体事件不断时候，才知道玩火自焚是个什么样的惨相吗？如果你真爱中國，共產黨、官方请你们拿出你们真正的诚意出来，解决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很棘手的民意民生问题，难道硬要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國弄得鱼死网破、满目疮痍才心甘吗？
对真相的控制，是四九年后中國大陆官方所有社会治理和政治管制的头号任务。从各级政府部门对“机密文件”的滥用到基层居委会的大妈习惯打小报告；从“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告密者到把支部建在村上（三人即可建一小组）；从繁华大都市到鄙野乡村，都用把人视为树桩的居民身份证，捆梆得非常死，即便你走到哪里，身上一定要佩带身份证这一“红字”，否则你便将寸步难行；从介绍信、票证的泛滥到如今的天网工程、金盾工程；从开动用纳税的钱办的洗脑传媒如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包括各级政府传媒，无不自我表扬到令人作呕的无耻地步，再到从小到大的教材的“颂圣”教育所进行无所不在的愚民，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将民众视为潜在的敌人来防范，官方就是如此“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称極權统治以及他们治理社会的方法为“铁幕”呢？其原因就是对真相的剥夺。
为什么要剥夺真相呢？因为真相里面有很大的利益。为什么中國冤案和群体事件如此频密呢？那就是因为掩盖真相，从而剥夺了民众的利益。以今年为例，任何群体事件，以及杨佳个案，官方传媒无不以“小披露，大掩盖”来搅混水为能事。“小披露”就是披露于官方有用的情节，“大掩盖”就是对民众有利而对官方不利的东西，这种有着巨大选择性的披露，在这两天官方以发布群体事件消息的速度，来掩盖更多真相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外电已经透露官方想用速度来代替真相的阳谋，真相与速度之间有关系，但没有绝对联系。速度不等于真相，你播出的速度快，只能表明你的选择性更强。换言之，你只说于你有利的一面，没有经过任何深入的采访，尤其是新华社和官方传媒，从来不见百姓的发言，一有百姓的发言就是他们被欺骗，被人利用了，感到悲愤与羞愧。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欲盖弥彰的小伎俩，还自以为得计，真是小看你几十年愚民宣传，官方公信力的降低，以及民众对你愚民宣传所产生的“抗药性”了。
这个政府还相信他有公信力，还相信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这样的传媒有什么公信力，不是自欺就是自大，不是自我麻醉就是去了大势还充能人。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不论是网上五毛或者生活中五毛，都没有什么傲人的智慧，就是现在官方能写点像样子文章的人都没有。你看看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社论，你可以看到官方连一个像样的写时评的人都没有了。你可能会说那个北晚的“文峰”，这样的水平，放在如今网络烽烟四起、思想起义的时代，他只能是献丑的大活宝。现在网民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对信息的掌握与分辨能力越来越高，他们在肉体起义前，已经在进行思想起义了。这种思想起义，官方还以为自己能控制，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且不说“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本身就证明你掩盖真相的邪恶，就是“被少数坏人利用”这样使用频率一多，人们也会清醒地进行数学统计，为什么到处都充斥着“少数坏人”呢？这种自以为高明的玩“政治数学”的把戏，从毛澤東到现在，用得泛滥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民众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他们也许惧怕你手中用纳税人养的警察与军队，你以为他相信你的连篇鬼话吗？
在一个民众越来越聪明，权益意识越来越高涨的时代，我认为政府应该与时俱进，你也应该学会更加聪明。也就是说，官方应该放聪明一点，而不是老调重弹、故技滥施，徒让民众笑话官方的智商。政府和民众都聪明起来，懂得制订大家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懂得妥协、谈判、理性发声，懂得要共存而不是要独占，懂得要互助互生而不是你死我活。那种还充满階級斗争的在野黨生存策略，视民众为寇仇的做法，在信息越来越开放的今天，是一种没有胜利者的双输格局。“承认纸包不住火”这个常识，对于官方来说，就那么困难吗？难道要烽火四起、群体事件不断时候，才知道玩火自焚是个什么样的惨相吗？如果你真爱中國，共產黨、官方请你们拿出你们真正的诚意出来，解决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很棘手的民意民生问题，难道硬要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國弄得鱼死网破、满目疮痍才心甘吗？
焦国标：日本、韩国对亚洲政治生态负有使命
在亚洲，跨国组织起码有这两个特点，一是数量很少，二是闭口不谈民主、自由、人權。当今世界，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都是由欧美发起和运作的；所有关心民主政治、新闻自由和人權问题的组织，大的如联合国人權委员会，小的如纽约的人權观察和巴黎的记者无国界，更是没有例外，全是欧美国家的政府或非政府机构在支撑。对全世界追求民主、自由、人權付出巨大代价的人士给以荣誉和抚慰的各种奖项，如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人權奖、甘迺迪人權奖、捍卫言论自由奖，等等等等，没有一个是在亚洲国家的土地上设立和颁发的。
为什么会出现亚洲国家不关心民主、自由、人權的局面？是亚洲国家的民主、自由、人權状况已经好到不需要关心，亚洲国家已经不存在人權问题，亚洲已无人權斗士用武之地因而他们也就不需要安慰和帮助了，还是亚洲国家的政府和政客都已泯灭天良？答案显然后者。亚洲有新闻自由度全球倒数第一的国家朝鲜，亚洲有全球被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中國，全球仅剩的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亚洲有其三，亚洲国家的监狱里仍然关押着数不清的政治/犯和良/心犯，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酷刑仍然在亚洲国家风行……灾难深重的亚洲人民多么需要民主、自由、人權精神的拯救，亚洲的良心犯们多么需要来自外国的关心、鼓励和抚慰！可是这一切，竟没有一个亚洲国家的政府愿意去做，也没有一个亚洲的非政府组织敢于关心他们。亚洲国家尽数堕落，亚洲政治家已丧尽天良！他们的眼已经退化到有眼无珠，他们的心已经野蛮到禽兽不如。
正当我在绝望地诅咒亚洲国家普遍堕落，亚洲政治家天良尽丧的时候，2004年12月10日中國大陆报纸《国际先驱导报》上的一则消息《朝鲜叛逃者在日筹建”流亡政府”》让我眼前一亮。这则消息说，五六十年代之后逃出朝鲜，在韩国、日本、俄罗斯和蒙古等国避难的朝鲜流亡人士，计画在2005年3月在日本建立朝鲜流亡政府，拥戴前朝鲜劳动黨中央书记81 岁的黄长烨担任流亡政府代表。这则消息之所以给我带来亮光，是因为在我记忆里，过去只有欧美国家才给予别国的流亡者在本国成立流亡政府的自由；日本允许朝鲜流亡者建立流亡政府，这是我所知道的允许别国流亡者在本国建立流亡政府的第一个亚洲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对西方国家极为开放，特别是明治维新初年，日本学校使用的教材和课堂教学用语都是欧洲语言，不用日本语。这既是日本从内心真诚以西方为师的体现，也是它能够在亚洲国家中迅速崛起的根源之一。与此同时，日本对亚洲国家，尤其是对东亚邻国，既有同情，又有野心。对亚洲和东亚各国的政治腐败和社会黑暗，日本是憎恨的；对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亚洲各国人民，日本是同情。以中國为例，日本无论对康有为、梁启超的改良派，还是对孙中山的革命派，都尽可能提供支持和帮助。日本成为康、梁、孙等进步中國人海外流亡的首选之地，也是改良派和革命派海外活动的大本营。
现在设想一下，如果当时没有日本政府的奥援，康梁哪里逃？孙黄（兴）哪里逃？戊戌变法失败以后，全国通缉维新人士，梁启超就是在日本驻华公使的全力帮助下逃出大清朝廷的魔掌的。他先是在日本公使馆躲避数日，又在日本公使的设计下剪发化装，混上赴天津的火车，最后在日本军舰护送下到达公海，远走东洋。梁启超流亡海外十多年，绝大部分时间都住在日本，日本不折不扣是梁启超的第二故乡，是比自己的母国还安全可靠的故乡。
“东亚共荣”后来成为日本吞并亚洲邻国野心的写照，实际上它的初衷包含有对当时腐败落后的东亚各国政府的否定，以及强烈的拯救东亚国家的愿望。1905年，早稻田大学成立清国留学生部，这是该大学第一次向中國官派留学生敞开大门。你可能想像不到，这一年，早稻田大学共招收了762名中國留学生，人数之众，至今令人叹为观止。就在这前后几年时间里，日本为中國培养了五万名留学生。1988年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早稻田大学》一书，序言是当时早稻田大学总长西原春夫写的。他说：”早稻田大学很早以来就向亚洲各国开放门户，为各国培养许多真正为人民大众而活跃的人才。就中國来说，从向毛澤東传授社會主義的李大钊到廖仲恺、廖承志父子等等，在中國国民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的领导人中间，有那么多早稻田大学的毕业生。”
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它领土扩张的野心、救赎邻国的的责任心和同情心一并夭折。此后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日本早已成为世界二号经济强国，谋取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对朝鲜流亡者提供成立流亡政府的方便，这些都可以看成是其沉睡半个多世纪的东亚地缘政治角色和国际政治角色的苏醒。
亚洲有四五十个国家，其中真正的民主国家寥寥无几，是民主国家而又经济强大的，仅日本和韩国两家而已。因而，日、韩对亚洲政治生态的发展方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两国不能只顾做生意，而无视亚洲民主与非民主政治力量的对比，放弃履行促进亚洲政治民主化的义务。
日、韩究竟能为亚洲政治文明的进步做些什么？笔者认为：
第一，日、韩应牵头创办亚洲或东亚以民主、自由、人權为核心诉求的国际组织。这样的组织亚洲和东亚至今一个也没有。
第二，积极接纳亚洲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的政治流亡者，为他们提供庇护所，就像当然日本为康梁孙黄辈提供的帮助那样，不要屈服于亚洲其他獨裁国家或非民主国家（包括邻国）的压力。
第三，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的帮助。据报导，建立朝鲜流亡政府在时间和财政上都面临着困难。笔者认为，对此日、韩责无旁贷。据称，朝鲜流亡者1992年就有成立流亡政府的打算，由于韩国政府采取与朝鲜”和平共存”的政策，美国也希望”维持朝鲜体制的软着陆”，因此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在经济上施以援手，也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提供可以让他们公开建立流亡政府的驻足之地。
第四，学习欧美，设立民主人權奖。
第五，放手和鼓励本国的非政府组织从事支援亚洲民主人權事业的工作，就像美国一直做的那样。现在交通的确要比康梁孙黄时代方便了，可以直飞美国，可是对于亚洲国家，特别是东亚国家的政治逃亡者而言，毕竟日、韩最便捷，交通成本最小，也最容易成功。据我所知，中國的政治流亡者基本都在欧洲和英语国家，在日本和韩国的非常少。我认为这是说不过去的。我们不能说日、韩对中國的人權状况麻木不仁，起码它们可以做得更多一些。
美国养活多少他国的政治流亡者？美国为别国的人權事业投入多少钱？日、韩应该思索一下这个问题。有人说美国这样做有它的长远目的，就是等到他们支援的政治流亡者回国掌权之后，他们将都是亲美的力量，这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有利。这是彻底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际上如果美国惟利是图，它根本无须收留这些政治流亡者，收留他们对美国只有害，没有利。中國政府的许多大生意，都给了法国、德国，而不给美国。为什么？因为美国太热心帮助那些中國的政治流亡者，太热心促进中國人權进步，按中國官方的说法是“对中國内政说三道四”。帮助别人而损害自己，这个世界上也只有美国才这么傻，才会这么做。日本、韩国应该学一点美国的傻气，以免这种傻气在人类世界绝种。
据报导，成立朝鲜流亡政府，“背后操纵这一切的黑手”还是美国，华盛顿内部正在秘密制订一套推翻朝鲜的方案。既然日本政府愿借宝地让朝鲜流亡政府栖身，那就索性走到前台，好人做到底，别让美国一家“背黑锅”。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上半，亚洲国家都争先恐后选派优秀子弟到欧美学习民主政治，连中东的穆斯林世界也不例外。1900年2月1日，埃及《新月》杂志发表《建立埃及综合大学是我们最大的需要》一文：”建立一所综合高等学府，教育埃及青年及人民懂得什么是民主，什么是獨立，什么是爱国，什么是他们的权利，什么是他们的义务，以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和觉悟。”1908年12月21日埃及近代史上第一所新型大学埃及私立大学（开罗大学的前身）就是在全民族民主、自由的呼声中成立的。
可是，这些国家獨立以后，它们建立的政府几乎都成为獨裁政权，有些民族国家的人民比殖民地时代生活更惨。几十年来，政治犯、流亡者和酷刑成为这些国家政治生活的常态。日、韩这些先期抵达民主政治的国家，对其他亚洲国家存在的人權灾难不能不闻不问。像印度洋大海啸这样的自然灾难固然应当慷慨救助，解救亚洲其他国家的政府制造的人道主义灾难更为关键，更为义不容辞，因为毕竟印度洋的海啸七百来才有一次，而非民主国家的政府人为制造的灾难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因而，帮助它们建立一个现代民主、自由的国家，才是功德中最大的功德，是睦邻中最好的睦邻。
亚洲国家和地区一直缺少自己的论坛组织。鉴于此，博鳌亚洲论坛应运而生。可是自2000年博鳌亚洲论坛举办筹备会到2004年第三界年会，从《论坛宣言》和《论坛章程》到每一次年会上各色人等的讲话、发言和新闻报导，没有一处提及亚洲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没有一处使用过民主和人權这两个词。我们亚洲的人民不是猪，他们也需要文明的政治生活和自由的精神生活。亚洲各国想一遍儿，谁能为亚洲的政治文明鼓与呼？只有日本和韩国。谁有能力为亚洲的政治文明奉献一份力量？只有日本和韩国。假如日、韩不去做，谁还会做？日本和韩国不应该放弃改善亚洲政治生态的崇高职责。
制造人權灾难的国家是邪恶国家，不关心别国人權灾难的民主国家是无灵魂的国家！
艾未未：杨佳案连带死亡人数统计
杨佳案案发至今，一百三十五天。从一辆自行车的合法性问题引发到一个国家的司法合法性问题，从个人死亡到国家司法伦理死亡，可以说伤亡惨重。
2007年10月5日，那个叫薛耀的巡警，吃错了药，将一个骑车旅游的年轻人拦下，在验证了自行车租赁单后，仍然由于“态度问题”，执意唤来同僚，将杨佳强行带回所里“修理”。
在闸北芷江分所警匪巢中，陈银桥、高铁军等，将杨佳拖进黑屋施暴。杨佳拨打110后，督查吴钰骅对杨佳软硬兼施，试图为同僚开脱。
在之后的三百天里，杨佳反复投诉无果，多次受到来自上海警方的威胁。
案发之后，在一百多天检察院侦讯，法院的一审、二审中，上海的公检法队伍，攻守同盟，违章操作，执法犯法，掩盖证据，拒绝程序，将杨佳案成功的上升为拷问中國宪法尊严，拷问执政黨执政能力，拷问法制社会，拷问司法程序，拷问人權、民权现状，拷问中國的社会性质，拷问改革开放的现实与前途的本世纪第一要案。
不幸的是，以上所述与杨佳有关的上海政府、公安，检察院，中、高法院，整个公检法队伍，浩浩荡荡的长期战斗在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第一线，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的队伍，之中没有一个人，为了国家利益，为了黨性原则，为了公务员职守，为了个人良心站出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国家利益为第一生命，一个人利益服从黨的利益，致使全军覆没，无一幸免。这是个既不可思议，又令人欢欣鼓舞的世界，不可不谓悲喜交集。
同样葬送掉的是，那个懦弱无能，品质低下的谢有明律师，那个卑鄙无耻，衣冠禽兽的翟建上海 “东方大律师”，那个罪恶的挂在司法部之下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那个将郏啸寅非法拘禁的苏州警方，那个将杨佳的母亲绑架拘禁在公安部“强制治疗中心”的北京公安，那个大屯派出所，欺骗了王静梅的姐姐王静荣的宋警官。那些在国家公民安危，在司法正义，社会公正问题上，昧着良心，说着谎话的专家、学者、精英王八们，央视的所有的新闻、法制节目，那个叫白岩松的弱智伪君子，那些不为市民的安危说话的媒体，北京晚报新京报三联周刊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等等等一丘之貉，你们浪费了纸张不说还瞎了眼，怎么也有脸见人。那些秘密审讯、跟踪、恐吓、绑架、栽赃、拘禁的职业坏人们，为了那一场没心没肺的噩梦般的奥运会，将多少人收容、关进了精神病院的坏人们。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因为一辆自行车而死去，听上去多少是有点冤。由一辆自行车拉动内需创造生产力，这也是社會主義特色。
一个国家的良心，宪法的意志，民族的尊严，最终会终结在一辆自行车上，终结在一个“无正当职业”的青年的一次上海国庆之旅，这是无数为了新中國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智大勇的革命先烈们所意想不到的。
2007年10月5日，那个叫薛耀的巡警，吃错了药，将一个骑车旅游的年轻人拦下，在验证了自行车租赁单后，仍然由于“态度问题”，执意唤来同僚，将杨佳强行带回所里“修理”。
在闸北芷江分所警匪巢中，陈银桥、高铁军等，将杨佳拖进黑屋施暴。杨佳拨打110后，督查吴钰骅对杨佳软硬兼施，试图为同僚开脱。
在之后的三百天里，杨佳反复投诉无果，多次受到来自上海警方的威胁。
案发之后，在一百多天检察院侦讯，法院的一审、二审中，上海的公检法队伍，攻守同盟，违章操作，执法犯法，掩盖证据，拒绝程序，将杨佳案成功的上升为拷问中國宪法尊严，拷问执政黨执政能力，拷问法制社会，拷问司法程序，拷问人權、民权现状，拷问中國的社会性质，拷问改革开放的现实与前途的本世纪第一要案。
不幸的是，以上所述与杨佳有关的上海政府、公安，检察院，中、高法院，整个公检法队伍，浩浩荡荡的长期战斗在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第一线，有着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的队伍，之中没有一个人，为了国家利益，为了黨性原则，为了公务员职守，为了个人良心站出来，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以国家利益为第一生命，一个人利益服从黨的利益，致使全军覆没，无一幸免。这是个既不可思议，又令人欢欣鼓舞的世界，不可不谓悲喜交集。
同样葬送掉的是，那个懦弱无能，品质低下的谢有明律师，那个卑鄙无耻，衣冠禽兽的翟建上海 “东方大律师”，那个罪恶的挂在司法部之下的“司法部司法鉴定科学技术研究所司法鉴定中心”，那个将郏啸寅非法拘禁的苏州警方，那个将杨佳的母亲绑架拘禁在公安部“强制治疗中心”的北京公安，那个大屯派出所，欺骗了王静梅的姐姐王静荣的宋警官。那些在国家公民安危，在司法正义，社会公正问题上，昧着良心，说着谎话的专家、学者、精英王八们，央视的所有的新闻、法制节目，那个叫白岩松的弱智伪君子，那些不为市民的安危说话的媒体，北京晚报新京报三联周刊人民日报新华社等等等等一丘之貉，你们浪费了纸张不说还瞎了眼，怎么也有脸见人。那些秘密审讯、跟踪、恐吓、绑架、栽赃、拘禁的职业坏人们，为了那一场没心没肺的噩梦般的奥运会，将多少人收容、关进了精神病院的坏人们。你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命运，那就是因为一辆自行车而死去，听上去多少是有点冤。由一辆自行车拉动内需创造生产力，这也是社會主義特色。
一个国家的良心，宪法的意志，民族的尊严，最终会终结在一辆自行车上，终结在一个“无正当职业”的青年的一次上海国庆之旅，这是无数为了新中國的未来抛头颅洒热血的大智大勇的革命先烈们所意想不到的。
我们怎么去了解历史？
以下是我转贴别人的博客文章，感觉一定要贴出来大家要看下
原帖地址：http://www.wangxiaofeng.net/?p=2360
如果一个40年代出生的人问我，你知道反右是怎么回事吗？我能说出一点，但是说不太清楚来龙去脉，更不清楚细节。如果一个50年代的人问我，你知道大跃进吗？我也能说出一点，但不太清楚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三面红旗”指的是哪三面：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因为小时候我家的一只碗上就印着“三面红旗万岁”，旁边还有这三样的说明。其余的就说不清楚了。如果一个50年代出生的人问我文革是怎么回事，我能说的比之前的两段历史更多一些，也能说得更详细一些，第一我赶上了一个文革的尾巴，第二我看过很多关于文革的书。如果我现在问80后、90后六&四是怎么回事，估计就像有人问我反右、大跃进是怎么回事一样，能说一点，但是没有具体概念，估计这帮孩子还没有对三国了解得多呢。
我上学的时候不太喜欢历史，总觉得离我很远的事情我提不起兴趣，工作后才慢慢有点兴趣。在书店，历史书的架子上总是丰富多彩的，随便抽下一本，只要你能耐心读下去，都能看到一个世界。但是有些历史，你没法在书架上看到。
在我刚懂事的时候，我记得我姥姥、我妈都不喜欢吃土豆，我觉得土豆挺好吃，尤其是放在炉子上烤熟了吃更香，为什么她们不爱吃呢？稍微长大一点，才听我妈说，三年自然灾害，没吃的，天天吃土豆，所以后来看见土豆就反胃。于是，在我的记忆中，中国在50年代有三年发生过自然灾害，粮食减产，大家只能吃土豆，进而，我认为土豆是一种比较耐旱、耐涝的农作物，即便在自然灾害面前，也不会减产。这个看法直到我上大学之后才明白，第一，土豆并非耐旱耐涝，第二，我妈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是三年人为祸害，不是天灾，是人祸。但我并不知道，那三年的人祸究竟是什么惨象。后来查资料，才知道那三年并没有发生可以让三千万人饿死的自然灾害，中国每年都发生区域性自然灾害，1959-1961年中国的确发生了大面积的自然灾害，但是居然死了三千多万人，就不正常了。
后来看了一些资料，才知道造成那场悲剧的成因。这里我不赘述，有兴趣的同学去网上查一查，就知道了。大概意思是，国家在农村采取了合作社的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农民中的粮食除了自己吃的之外，剩下都要交给国家。后来开始吃食堂，不许自己家里做饭，然后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因为过几天就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接下来是浮夸放卫星，虚报产量，上面不知道，既然你说产量高，征购粮食的指标也就高，最后连农民自己吃的粮食和第二年种地的种子都征购上去了，加上粮食因自然灾害略有减产，用句出版术语就是“高码洋低定价”，没吃的就闹饥荒，于是就会死人。吾王好浮夸，农村多饿死。
也许有人会说，中国那时候农业科技水平不高，大都只能靠天吃饭，所以饿死那么多人也正常。我的老家吉林省那三年也有灾情，但是死的人没河南多，因为当时吉林省的领导吴德在执行中央的政策时不积极，再加上吉林省是当时东三省人口最少的省份，又基本上以农业为主，所以基本上扛过了那场灾难。如果每个省都不积极执行上面的政策，死的人会更少。
但是这么一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悲剧，我们居然都不太清楚，不过现在有一本书很详细记录了这段历史，就是杨继绳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我在网上看了一部分，说实话，我根本看不下去。平时我不敢看恐怖片，因为我胆小，看《墓碑》我觉得比看恐怖片还恐怖一百倍。有兴趣的人可以到网上查查。另外，如果想知道反右是怎么回事，可以看看《夹边沟记事》。想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可以看看《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家其）和《大动乱的年代》（王年一）。
====================================================================
以下挑了几个人回复的内容也很精彩
goffy @ 2008-11-26 5:27:59
还有1975年河南板桥水库垮坝，超过2.6万人死亡。世界上最大的垮坝事故，又有多少人甚至听说过？
远的不说，近的如1994年的克拉玛依大火，试问今天哪怕大学生，又有几个知道？
有选择遗忘。民族的悲哀
maccc @ 2008-11-26 5:36:37
看不到真相不可怕，可怕的是已经失去了了解真相的动力。
现在大部分人就是这个状态
大宇 @ 2008-11-26 6:07:17
不敢看《墓碑》
近来我一直担心这几个月来我看的“阴暗”文章是否太多了，因为看过后我又不知道自己能干些啥，可以平伏一下自己郁闷的心情。
看过连岳的《我们就是体制》，非常佩服他的观点，于是我在自己的博客中不遗余力的散布着“山寨体制”的力量，但下场就是不断地被新浪删帖。搬家来牛博后，以为还能找到一方净土，但前段时间的一篇《非常6+1》被删，又让我在无奈中再次认识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真正的净土，莫非真是乌托邦？
现在我还想到了一个支持的方法，就是去买这几位让我醍醐灌顶的作家的书。已经上当当网买了所有能买到的连岳和冉云飞的书，但韩寒的还没有一个 list。因为韩寒说过，有一些非法出版社盗印他的作品，在还没搞清楚哪些是非法出版社的出品前，还是别随便买入，免得沦为邪恶力量的帮凶。
btw，当当网现在经常缺书，而且找回密码的功能是摆设（还是我21cn的邮箱是垃圾？anyway，已经转成gmail的了）。
我连《奇迹的黄昏》都不敢看，担心看完后又会郁闷的一塌糊涂，不知道要练所少场瑜伽才能消除由此带来的忧虑！而这本《墓碑》，一个字牵连着30条人命！
当年看《我向总理说实话》，已经试过几次掩卷流泪，无法再看下去。尽管多年来已经麻木了很多，但心底里仍留一份脆弱。
哏儿 @ 2008-11-26 12:37:41
想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真相，直接看《奇迹的黄昏》想了解现代真史，直接看《毛：鲜为人知的事》想再往前看，读《晚清七十年》
1948年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真正原因
刚才来的时候有读者问我，你写的书每一本都是既没有前言也没有后记，你的书是怎么写出来的？我先简单地自我介绍一下：我原来是嗡嗡嗡时候的老三届，我是老初二，以后赶上嗡嗡嗡，成了黑五类，嗡嗡嗡中在工厂当了九年工人，当到三级工。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我考本科，结果我家政审还没有落实政策，没有被录取。接着1978年第一届招考研究生，我就考到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國古代史专业硕士研究生，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我的第一位硕士导师是王仲荦先生。毕业以后我留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当时王先生主张我再开拓一下眼界，继续深造，于是我1985年考上了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跟谭其骧先生学中國古代历史地理。人一辈子如果能够碰上一位名师就是很大的幸运，而我碰到了两位名师，非常幸运。毕业的时候想回北京，当时正好中國军事科学院需要研究人员，就把我招去当兵了。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國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軍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黨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黨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國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澤東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黨和共產黨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國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產黨、解放軍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軍。如果解放軍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黨吗？国民黨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軍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黨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黨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黨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產黨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軍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軍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黨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黨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黨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產黨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黨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黨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
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黨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軍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黨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澤東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國共產黨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黨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產黨就想跟国民黨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澤東》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澤東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國共產黨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國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產黨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黨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澤東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產黨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產黨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產黨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澤東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黨搞联合政府，毛澤東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產黨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黨不断向共產黨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產黨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國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軍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澤東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黨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黨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黨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
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產黨不可了。
毛澤東跟国民黨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澤東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黨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產黨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黨。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黨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黨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黨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澤東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澤東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澤東的军事文集和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產黨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澤東困难，毛澤東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澤東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澤東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黨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產黨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黨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產黨，越来越不利于国民黨呢？我看了解放軍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黨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黨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黨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產黨能够得天下、国民黨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黨之所以失败、共產黨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產黨解放軍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黨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黨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黨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產黨则不同，毛澤東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產黨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產黨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黨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殺，共產黨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黨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黨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產黨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黨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產黨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黨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產黨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產黨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產黨这个办法国民黨学的来吗？所以共產黨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黨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產黨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產黨决战还是不行，共產黨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產黨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黨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黨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黨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黨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黨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產黨又走了。国民黨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產黨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產黨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澤東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產黨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黨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軍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澤東，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軍过去缴获国民黨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黨炮兵看着解放軍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黨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軍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黨、共產黨一边5个人，把国民黨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黨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產黨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黨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產黨卖命？共產黨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階級教育，国民黨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階級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黨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產黨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軍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黨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黨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產黨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軍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黨怎么也比不过共產黨，国民黨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產黨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黨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產黨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產黨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黨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澤東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黨的俘虏兵、缴获国民黨的枪炮来壮大解放軍。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產黨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黨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產黨和国民黨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產黨能改造俘虏，国民黨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產黨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黨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黨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黨，因此国民黨用不了共產黨办法。而共產黨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黨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產黨的一个绝招，共產黨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軍。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軍治病的，解放軍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產黨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產黨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軍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黨去不了，所以解放軍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黨》，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產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產黨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軍的语言。对于解放軍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產黨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軍吃掉80万国民黨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產黨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黨80万大军。国民黨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軍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軍推车，有的给解放軍治伤员，有的给解放軍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黨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產黨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黨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產黨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產黨跟国民黨根本区别在于，国民黨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黨很随便，可以集体入黨；但是共產黨不一样，共產黨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黨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產黨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黨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黨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產黨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黨兵，所以毛澤東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產黨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軍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產黨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產黨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產黨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黨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產黨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黨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產黨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產黨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黨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黨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黨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澤東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黨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產黨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產黨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產黨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產黨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產黨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產黨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產黨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產黨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產黨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黨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產黨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黨里派了大量的地下黨、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澤東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澤東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澤東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澤東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產黨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產黨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產黨，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澤東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澤東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澤東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澤東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澤東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黨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黨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產黨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產黨在国民黨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產黨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黨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產黨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軍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國人民解放軍联络工作史》、《中國人民解放軍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黨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產黨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黨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產黨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軍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黨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黨，抗战时期就入黨了，就是共產黨埋在国民黨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產黨的内线。共產黨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黨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黨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黨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黨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黨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產黨，当时中共台湾黨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產黨就有本事破译国民黨的密码。后来毛澤東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澤東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黨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黨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產黨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國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凤凰网
作者:刘统
到了军事科学院以后跟我坐对桌的就是一位年轻的少校茅海建，他虽然比我年轻，但他是老兵，他当兵的时候就在东海舰队，1982年硕士毕业以后就到军事科学院，而我是一个新兵。他向我介绍，军事科学院是叶帅创建的，军事科学院里的宝贝就是叶帅当年积累保存的战争档案。茅海建是中國近代史专业的，他没时间读解放軍的战争档案，他建议我把这些东西好好地读一读。后来我就到图书馆借这些战争档案看，使我非常震惊，这些东西太好了。一边读着档案，一边向军事科学院的老同志请教，这些老研究员有两种成分，一种是解放战争时期四大野战军的老参谋，还有一种是建国后大将元帅的秘书，他们喜欢给我讲一些故事，那个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我们黨的历史有两种，一种是教育群众用的，比如高中的教材、大学的黨史课等等；还有一种是真正的历史，那是藏在我们的档案里，或是当事人口口相传的。我看到这些以后，就下了决心，不再搞历史地理了，改行做现代史、军事史。
我最后一次见到谭其骧先生是1990年，他中风前的半年，他到中國科学院开院士增选会议。我跟他说起我在军事科学院看到的一些东西，谭先生非常激动，当时便站起来说：“你要把这些东西都记下来！”既然导师允许了，我就自己改了专业，在军事科学院一蹲15年。这期间主要写了三本关于解放战争的书，都是在人民出版社出的，写了一本长征后期毛澤東与张国焘斗争的书《北上》，三联编辑看了这些书以后希望我再拓展一些视野，把国民黨和共產黨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做比较，然后再挖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于是我就写成了《中國的1948年》。写了这本书以后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因为有些东西也不可能放开来写，总是要在表述上比较婉转，内容上也是要有所保留。但是我还是希望，凡是在我书中提供给读者的都是真实的，真实到什么程度那要看社会发展和国家开放的情况，也许今后要不断的修订、补充。
我今天讲“1948背后的故事”就是想给大家澄清一些误区，讲一些真实的历史。我们现在改革开放20多年，可以说在战争题材上也比较开放，但是不管怎么开放，给大家总是有这么一个印象：我们共產黨、解放軍的形象曾经塑造了两个代表性人物，一个是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的石光荣，一个是《亮剑》中的李云龙，这其实是文人写的军人，不是真正的解放軍。如果解放軍的将领都像石光荣和李云龙这样满口的粗话、不管三七二十一，打仗能打过国民黨吗？国民黨将领许多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是留过洋的，而且人家一开会的时候都是军装笔挺、将星闪耀，咱们解放軍的干部开会有的蹲在凳子上，有的叼着烟袋，什么样的都有，这么土里土气的共军怎么能把国民黨打的落花流水，这里必有非常重要的原因。国民黨将领的回忆录，一提起三年的解放战争，几乎没有一个服气的，像胡琏，国民黨五大主力之一，18师的师长，在华东战场几次跟粟裕较量，在淮海战场上只身逃脱。最后胡琏打胜的一仗就是金门。胡琏说共產黨打仗是人海战术，前面一群老百姓拿着手榴弹往阵地上冲，我们能忍心开枪吗？我很负责任的对大家说，我查遍了解放战争的档案，可以说解决战争重要战役的档案我都看了，但是没有看到一个战例解放軍是这么打仗的。胡琏可能是一种误解，因为我们解放軍当时装备、服装肯定不如国民黨军，有很多战士是装不上正规军装的，所以胡琏的这种说法没有根据。
另外，我对国民黨没有那么深的成见，我还是能比较客观地看国民黨的战争档案。看后我有一个感觉，蒋介石不像是我们书里描写的样子，专横跋扈、一意孤行、心胸狭隘。
我看了蒋介石的全集，尤其是跟共產黨决战几年中他一系列的讲话、决策，我发现他的想法大多数都是对的。早在1948年初他就预感到东北守不住，于是让卫立煌把东北的精锐部队全部撤到关内，应该说蒋介石当年的这个决策是对的——如果卫立煌把60万部队及早撤到关内来，那么解放战争要打多少年还说不定。第二个重大战略决策是，在卫立煌守不住的时候，蒋介石做傅作义的工作，让他放弃北平天津，把华北的50多万精兵撤到长江以南。结果傅作义也没有答应，如果他按照蒋介石的指示做了，那么我们的平津战役也找不到战机了，不能在黄河以北歼灭国民黨军的主力，那我们国家说不定真要出现南北朝划江而治的局面。但是蒋介石两大决策都没执行，是什么原因？主要是国民黨里面派系林立，各有各的盘算。卫立煌想，蒋介石一贯嫁祸于人，万一出现问题，他到时候把责任推给我我就完了。傅作义想，我本来是华北人，华北是我的天下，我到了江南我算什么？一个地方军政的长官怎能没有根基。蒋介石的种种决策都是因为下面的扯皮、推诿不得以实现，所以蒋介石才越来越着急上火。
蒋介石在战略上是有预见性的。在1949年2月蒋介石已经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转移到台湾，而且从那时候就开始修舟山机场，准备把国民黨大批的官员、难民撤到台湾。解放軍还没渡江之前蒋介石已经料到这一步了，所以他能从容不迫地把南京故宫博物院的国宝运到台湾。但是蒋介石最终还是失败了，把大陆丢了。在过去我们把蒋介石的失败都说成是腐败——国民黨腐败、不得人心，但是真正打仗的人、真正在战场上的人心里明白，战场上是你死我活的较量，容不得双方有半点的犹豫，更别说腐败了，所以在战场上，无论是国共双方都是真刀真枪的较量。如果要说一次两次战役的成败或许有偶然因素，但是整个战争的失败是不会偶然的，还是有许多必然的因素。这就是今天我想给各位读者解释的事情。
我们正规的历史里对毛澤東同志过去达到了歌颂和迷信的程度。我们的历史上写到，抗日战争结束之后中國共產黨为保卫自己的胜利果实和国民黨展开了较量，是不是说抗战一胜利共產黨就想跟国民黨争天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历史披露出来，尤其是《胡乔木回忆毛澤東》这本书出版以后，还有《毛澤東传》的出版，让这段历史基本上清楚了，没有疑问了。在抗战刚结束的时候中國共產黨并没有打算跟蒋介石争天下，而是希望在国民政府里拥有一席之地，因为抗战刚结束的时候蒋介石的个人威望达到了顶点，他是中國抗战的领袖。而且根据共產黨当时的实力，虽然有了一亿人口的根据地、90万人的军队，但是相比国民黨还是差得远，所以毛澤東赴重庆谈判就是希望跟蒋介石谈出一个和平来。当时双十谈判协定规定给共產黨提供几条，一个是华北五省的主席由共產黨担任，另外全国军队缩编成100师，共產黨可以占20师的配额。毛澤東对这个结果是相当满意的，回到延安跟胡乔木和中央负责人说，蒋介石并不反共。当时中共中央确实想和国民黨搞联合政府，毛澤東曾一度想把首府从延安迁到淮阴，淮阴离南京比较近，去开会很方便。但是蒋介石积20年的反共经验，是绝对容不下共產黨的，所以当双十协定要实施的时候国民黨不断向共產黨施加压力，并且派遣大军从大后方源源不断地向华北、东北扩张。
中共当时要跟蒋介石争夺内地是不容易的，但当时东北是一块空白，国共双方在那儿都没有基础，于是共產黨就占着地利之先，十万大军挺进东北。这一下蒋介石非常着急，因为东北是中國的工业基地，蒋介石必然要占这块地方，所以蒋介石派了缅甸远征军最精锐的部队在杜聿明的指挥下开赴东北。解放軍十万大军闯东北，林彪指挥的部队可以说是五湖四海，哪个根据地的人都有，毛澤東指示林彪在四平跟蒋介石打一仗，要是把国民黨打赢了你就得承认我在东北的合法性，要是打输了再说。国民黨对四平这一战也是非常重视的。所以1946年5月的四平保卫战也是林彪和杜聿明之间真刀真枪的第一战。我们的东北民主联军当时是各地的部队集合起来的，林彪当时到了那儿以后这个也不认识那个也不熟悉，可以说是仓促打了这一场正规战。国民黨进东北的口号是“接收东北主权”，所以这些军队进去以后士气也是相当高，四平这一战林彪因为武器不行、兵源不行、指挥也不
协调，守了一个月最后败了，林彪当时是最难受的一段时间，兵败如山倒，退过松花江，就剩下哈尔滨、北满那一块地方。蒋介石四平这一仗打赢之后，下定决心非要消灭共產黨不可了。
毛澤東跟国民黨打还是不打，胡乔木说毛澤東苦苦思索了三天三夜，最后决定跟国民黨彻底决裂，打。但是打的赢打不赢，当时共產黨的将领中几乎没有几个人认为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打赢国民黨。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李富春、黄克诚给中央写了一封长篇报告，说二次大战以后苏联受了很大的伤害，不能马上支援我们，国民黨现在得到美国的支持又是那么强大，我们现在经过四平这一仗，要认识到以目前的实力不具备与国民黨对抗的条件，所以我们现在要忍让、积蓄力量等待国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起来反攻。这份报告可以说是代表了当时中共黨内高级将领的普遍思想。
毛澤東写了一个答复，他说报告说的都是真实情况，但是有一个缺点是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不足，二次大战以后国际进步力量不是下降了，而是上升了，我们如果坚决斗争，可能比退让要好得多；如果没有斗争精神，结果将极坏。毛澤東这个指示发表在毛澤東的军事文集和毛澤東文集第四卷上。我当时看了以后觉得这是一个很奇特的结论，蒋介石比共產黨还困难，谁相信呢？结果事实证明蒋介石就是比毛澤東困难，毛澤東当时就是要占地盘、扩大根据地、扩大军队，但是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有好多事情要做。
第一是恢复沦陷区，伪军日本占了那么大的地区他要接收，要把一个一个城市的政权恢复起来，还要养活沦陷区的老百姓，还要处理伪军和日本的战犯，还要把日本的几百万军人和家属遣返回日本，国民政府要干的事情多了。所以毛澤東这个论断就是说不要光看到我们自己有困难，你要看到蒋介石比我们更困难，这就显示了毛澤東作为一个战略家的远见。解放战争在1946年7月正式揭开战幕，三年打下来，居然是国民黨一败涂地。这个过程相当的复杂，但是我们说在战争表象的背后必定有一些条件，共產黨能够做到的但是国民黨做不到。这些条件是怎么转化的，为什么越来越有利于共產黨，越来越不利于国民黨呢？我看了解放軍的战史和解放战争的历史，我觉得过去的结论都过于标语口号化，像国民黨代表反动，我们代表正义；我们得人心，国民黨不得人心；我们解放区是阳光灿烂，国民黨是一片黑暗。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好好地研究。我从个人的研究中悟出来几条，共產黨能够得天下、国民黨最终走向失败的原因。
国民黨之所以失败、共產黨之所以胜利，第一条就是共產黨解放軍能够集中优势兵力，敢于大踏步的前进和大踏步的后退，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国民黨处处受到牵制，有优势，但是无法集中兵力。为什么这么说？国民黨每收复一个地方就有守土之责，比如占领沈阳、长春要留下一个军，占领张家口、鞍山得留下一个师，占领一个县城起码得留下一个连，国民黨越前进、占的地方越多，八百万兵力就越分散，把部队都分散开了，越前进则可以集中的兵力、可以用于前线作战的兵力越少。共產黨则不同，毛澤東的原则就是集中优势兵力，所以丢多少地方他不在乎。像解放战争刚开始的头两个月，共產黨丢了106个城市，像样的城市都丢光了，像延安、临沂、张家口、四平等等，大踏步地后退，但是共產黨丢了那么多地方兵力损失了多少呢？没损失多少。他走了以后，老百姓可以就地掩蔽，该怎么样怎么样，反正国民黨来了以后，他是政府，他也不能大屠殺，共產黨可以把自己的兵力调来调去，在不利的时候就大踏步地后退，甚至后退到什么程度呢？这里可以举个例子。四平之战之后，杜聿明大举进攻，林彪带着军队全线退过松花江，国民黨的军队到了松花江边上突然停止前进了，当时林彪做了最坏的打算，哈尔滨准备放弃了，他带着主力部队到北满的树林里打游击。但是杜聿明到了松花江边上不动了，蒋介石也很着急，为什么不前进？不是不想打，而是兵力不足。只有一个军过了松花江，那么大的地盘怎么打？所以他被迫停止了前进的步伐。而南满当时是肖华指挥的部队，国民黨进攻的是刘玉章的52军，共產黨的军队节节后退，一直退到安东，国民黨军队眼睁睁地看着共產黨的部队从鸭绿江大桥上跑到北朝鲜去了。国民黨军队过不去啊，他是政府军，要出国得有外交手续。大家看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最后南满就剩临江县一个据点了，南满部队后方伤病员全都在北朝鲜，当时鸭绿江冻住了，所以共產黨的军队在北朝鲜境内往来自如，养好了伤、准备好武器再打过来。看着共產黨是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共產黨这个办法国民黨学的来吗？所以共產黨在战争初期表现的相当的灵活，就是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能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但是国民黨的行动就受到种种牵制。
过了一年，共產黨能够反攻了，蒋介石集中起兵力来跟共產黨决战还是不行，共產黨想打哪儿打哪儿，蒋介石又处于被动状态，因为他的部队在全国散开了，哪个城市都要守，共產黨就抓住蒋介石全盘散开的机会集中兵力一个城市一个城市打。比如1948年3月粟裕打开封，本来粟裕是想在陇海线跟国民黨进行决战，但是一看国民黨摆开大军不好打，怎么办？找防守薄弱的地方打，开封当时是河南省省会，只有一个师的国民黨军队保卫，粟裕避实就虚打开封，一个师怎么能挡得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相当于“军”），一下就打下来了。当时正好南京在开国民大会选总统，一听说开封被打下来了，河南的代表们连夜跑到总统府，有的下跪有的痛哭，非让蒋介石把开封收回来不可，蒋介石没办法，下令五大主力之一邱清泉的5军把开封收回来。邱清泉本来在商丘摆好阵势等着粟裕，明明知道开封是一个空城，毫无价值，但是他也得执行命令把开封收了回来。然后国民黨登报纸“国军收复开封”，其实粟裕绕到邱清泉的背后，又把区寿年兵团一口吃掉。与此同时陈赓打洛阳，洛阳守军也是一个师，而且这个师是学生兵，更守不住陈赓，陈赓把洛阳打开了，国民黨赶紧叫18军从驻马店向洛阳增援，结果胡琏到了洛水边上，眼看着洛水涨水过不去，等胡琏过了洛水共產黨又走了。国民黨总是集中不起兵力、总是被动分散。1948年以后蒋介石终于醒过来了，组成重兵集团准备跟共產黨进行决战，但是为时已晚，因为当时共產黨的优势已经形成了。毛澤東在十大军事原则里把集中优势兵力列在第一条，蒋介石懂不懂集中优势兵力？当然懂，但是他作为一个国民政府受到太多条件的制约，他是心有余力不足。
共產黨打天下的第二个绝招就是善于化敌为我，说白了就是改造俘虏兵，这是陈毅先发明的。1947年5月孟良崮战役，消灭了国民黨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说是歼灭3.2万人，实际上打死的不到一万，俘虏74师8000多人，当时把74师的俘虏集合起来分俘虏，结果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都来抢74师的俘虏，因为74师士兵素质特别好，是模范师，受过非常正规的训练，每个士兵起码都有高小文化水平，解放軍里的连长都不一定有高小的文化水平。74师8000多俘虏被分到华东野战军的各个纵队里，陈毅说这些俘虏兵真顶用。1947年底陈毅从山东解放区到陕北见毛澤東，沿途路过晋绥军区，当时晋绥区的同志说华东野战军打仗打的好，请陈毅做报告，陈毅总结了一条经验，我们华东野战军为什么迅速壮大？就是会用俘虏兵。俘虏兵是好东西，战术素养非常好。我们要是招翻身农民当兵，得训练他打枪、扔手榴弹，然后才能打仗，俘虏兵来了就能用，而且在战争里表现相当不错。有一次打敌人一个据点，连长冲着机枪手说“打打打”，机枪手是一个俘虏兵，说“你让我往哪儿打”？连长说不知道。俘虏兵说怎么怎么打，连长说好，就这么打。陈毅讲，“你看，俘虏兵就是比我们的连长水平还高”。解放軍过去缴获国民黨的炮，当时主要是山炮，打仗时把山炮和步兵一块儿推到阵前，推到离前沿还有二百米、一百米的地方，人从炮筒里往前看目标，叫“直瞄”。被俘虏的国民黨炮兵看着解放軍的炮兵笑，说你们这是拿大炮拼刺刀。他们把炮拉到3000米外，算好射程，没有射不准的。这样的经验一推开，中央就下文件，以后各个部队凡是抓到国民黨俘虏，除了重伤还有患传染病的，其他的一个不许放，统统补充到解放軍的部队里。
我们可以算笔账，国民黨、共產黨一边5个人，把国民黨军打了一个，就是5：4，可是如果把国民黨的俘虏抓过来自己用了，就变成6：4.共產黨这么多兵是从哪儿来的？大部分都是俘虏兵。国民黨的俘虏兵凭什么就转过头为共產黨卖命？共產黨有本事。俘虏兵被俘虏之后先开会诉苦，进行階級教育，国民黨兵大多数也是穷人，于是老战士先上来诉苦，地主怎么压迫我，我们打天下为穷人翻身谋解放，启发俘虏兵的階級觉悟；然后把俘虏兵下放到各个班，但是有一条，肯定这个班里老战士占多数，俘虏兵新战士占少数，班里不能歧视虐待俘虏兵，俘虏兵被叫做“解放战士”。行军的时候班长替他们扛枪，宿营的时候班长给烧洗脚水，从人的情感这方面来说特别容易感动俘虏兵。国民黨官大一级压死人，但是共產黨的官不像官，班长、连长都来关怀战士，从感情上来说俘虏兵也容易被改造过来。
在立功方面，俘虏兵和解放軍的老战士一视同仁，这样就大大激发了俘虏兵的积极性，打好了一样立功。当时刘伯承培养了一个战士王克勤，原来是国民黨的一个机枪手，俘虏过来以后补充到部队里，很快立功升了班长，他特别会带兵，他带的兵不但会打仗，而且在作战中伤亡很少，刘伯承看中了这个人，表彰为二野的战斗英雄，后来王克勤在战争中牺牲了，刘伯承还特别的悲痛，王克勤就是国民黨俘虏兵里一个优秀的代表。
到了1948年初，共產黨熔化改造俘虏兵到什么程度？华野当时总结了经验，叫“即俘、即补、即战”，也就是上午俘虏，中午补充到解放軍的部队里，下午就参加作战。国民黨怎么也比不过共產黨，国民黨抓来壮丁以后整训，然后整编，然后上战场作战，这个周期最少大半年，刚打一仗就给共產黨送了礼了。这个仗国民黨越算越赔。74师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被华东野战军歼灭，蒋介石非常伤心，保留74师的番号，在江南重新组建，最后组建成74军， 1948年10月74军拉上淮海战场，到1949年1月陈官庄之战74军再次被共產黨消灭了。蒋介石辛辛苦苦训了一年，好不容易上战场了，几天就报销了。共產黨用这种方式不断地补充自己的兵源，在一年多之内就跟国民黨的兵力达到了相当的程度。所以毛澤東说我军人力、物资的来源主要在前线，就是靠俘虏国民黨的俘虏兵、缴获国民黨的枪炮来壮大解放軍。
当时战争打的相当残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粟裕的主力跟黄百韬兵团在碾庄打，这是淮海战役第一阶段，打了将近有一个月，结果华野歼灭了黄百韬兵团7万多人，但是也付出了伤亡5万多人的代价。当时华野有一个连报了220人伤亡，一个连满编才120人，由于不断冲锋不断补充兵源，所以伤亡竟超过了满编的人数。粟裕在1949年3月给中共中央写淮海战役的总结，说1948年10月济南战役的俘虏兵到1949年1月打陈官庄时有的已经提升为副排长了。共產黨这么大的伤亡，都是靠俘虏兵一拨一拨更换，国民黨是打一个少一个，有出没进。这样的话，共產黨和国民黨的兵力对比变化能不快吗？
大家可能要提问题了，共產黨能改造俘虏，国民黨怎么不行呢？孟良崮战役之后蒋介石召开高级将领的军事研讨会，他沉痛检讨74师失败的原因，说74师之所以失败最大的失误就是用了共產黨的俘虏兵。涟水战役中，74师把涟水打下来，当时守涟水的是华野六纵。六纵被张灵甫俘虏了300多人，张灵甫让共军的俘虏兵当辎重队，拉大炮、拉粮食，蒋介石说绝对不可以这么做，绝对不可以信任共军的俘虏兵，张灵甫说不要紧，不是让他们当战斗部队，他不当回事。孟良崮战役之前，国民黨军10个师一线推开向北走，张灵甫自己带的一个师突出了两天的路程，他把主力部队驻在孟良崮，重炮部队安排在山下的垛庄，陈毅、粟裕抓住张灵甫突前两天的战机，一下用六个纵队15万人包围了张灵甫的3万人，扑垛庄的正好是王必成的六纵，俘虏兵一看自己的部队来了，立刻哗变了，张灵甫的炮兵阵地乱套了，华野很轻易地把张灵甫的重炮阵地占领了，掉转炮口向孟良崮山上轰。这时候张灵甫才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孟良崮是一座秃山，寸草不生，炮弹落地溅起的石头就能杀伤一片人。张灵甫最后坚持了三天，74师全军覆没了。陈毅、粟裕看到周边的国民黨军围上来了，来不及打扫战场，连夜撤退。孟良崮地区的老乡说，战役打完之后三个月当地的老百姓不敢上山，漫山遍野都是尸首。蒋介石拿这个教训警告国民黨，因此国民黨用不了共產黨办法。而共產黨改造俘虏的经验每个野战军都有，抓住俘虏兵怎么办，抓住国民黨军官怎么办，办法都是一套一套的。
化敌为我是共產黨的一个绝招，共產黨能做到什么程度？当年四野的后勤是最棒的，后来我就问四野的老同志，当时四野怎么有那么雄厚的后勤，有军医院，又有军工厂，还有军事院校。四野的老同志说，四野里面的技术人员基本上是日本人，我听了大吃一惊。抗战结束时四野十万大军闯关东，没有带后方，没有带医院，而且八路军那时候也没有医疗设备。四平战役之后大量的军队撤到北满，撤到哈尔滨、齐齐哈尔、牡丹江，那么多的伤员没人治怎么办？四野政治部下了一个九九紧急指示，就地征招医务人员组建军医院。伪满时期东北医院中主要的医生、护士都是日本人。当时四野后勤部长指示干部去接收日本人的医院，把日本人的医生、护士强行征入解放軍。当时找到哈尔滨最大一个医院，要名单，从名单里看哪个人是医生，哪个人是护士，然后到遣返日本人的难民营里抓，从火车上向下拖。当时一共征了8000多医生、护士，这些医生、护士一开始是被逼来给解放軍治病的，解放軍一看怎么给我治病的都是日本人呢？最初在军医院里没有一个日本医生护士没有挨过伤兵打的，这些人忍气吞声。黄克诚一看不行，咱们得讲政策，这些医生护士只要肯为我们工作，不管他们思想是否进步都应该给予优待。共產黨的干部吃高粱米，给日本的医生吃大米，共產黨的干部没有津贴，但是日本的医生护士按原来的待遇发工资，这样把日本的医生护士都争取过来了，后来这些日本医生护士跟着各个野战军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战役、衡宝战役，一直打到海南岛。
除了医生护士之外，还有军工。东北野战军迅速发展成为百万大军，而且华东野战军也需要炮弹，怎么办呢？于是在东北办兵工厂。当时解放軍最大的军工基地在大连，大连当时是苏军占领的，国民黨去不了，所以解放軍在那儿秘密发展军工厂。我们都读过吴运铎写的《把一切献给黨》，吴运铎说在东北建立军工厂就是在大连的甘井子，当年在那儿建立了一个炮弹厂。吴运铎说他和吴屏周厂长实验炮弹，有一发没爆炸，他们俩跑过去看，往那儿一蹲炮弹爆炸了，吴屏周当场被炸死，吴运铎受重伤。后来我到实地采访，看了当地军工厂写的厂史，我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的技术太差，这是一场严重的安全事故。因为当时我们这些土八路没有正规的金属加工技术，做的炮弹撞针有毛刺不光滑，所以拉不着。最后还是得用日本人，当时把在大连的日本军工技师集中起来，有的是制造火药的专家，有的是做炮弹壳的专家，还有冶炼的专家，把30多个日本专家集合起来构成了大连军工厂的技术骨干。另外，我们国家第一个航校，东北老航校，第一批王牌飞行员，包括后来的空军司令王海上将，都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而且第一批女飞行员也是日本教官教出来的。所以不能不说共產黨的思想政治工作厉害，能把日本人都教育成革命战士。
这一段历史原来都是保密的，日本人大批遣返是在1946年，到新中國成立之后1953年又遣返一批日本人回国，其中大部分是我们共產黨用的日本人，掩护身份让他们回国。回国的时候让他们把军装都脱下来，把档案都销毁，每个人得的奖章全部都收回。到了90年代，这些日本老兵陆续地回老部队探亲，总政治部下命令，重新做模子，给他们这些四野的日本老战士每个人发东北解放纪念章、平津战役纪念章、渡江战役纪念章，还要加一枚1955年授衔的时候发给营以上干部的解放奖章，重新发给他们。后来我采访这些日本老战士，他们都80多岁了，但是说起话还是40年代解放軍的语言。对于解放軍在解放战争期间化敌为我的能量、作用是应该刮目相看的。
第三条，共產黨能够充分动员群众支援战争，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人民战争。一提起这个，大家马上就想到车轮滚滚，当时确实是这样一个宏大的场面。我们正史上都说淮海战役“60万吃掉80万”，60万解放軍吃掉80万国民黨重兵集团，历史上可以这么说，但是账不能这么算。淮海战役是共產黨以少胜多吗？根本不是，而是我们以压倒性的人数优势战胜了国民黨80万大军。国民黨的将领18军军长杨伯涛在双堆集和黄维一块儿被俘，他被押下战场，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他看到解放軍的后方到处都是老百姓，有的给解放軍推车，有的给解放軍治伤员，有的给解放軍做饭，他说我们在战场上哪儿看到过这种场面，国民黨的后勤都是自己办的，自己拿卡车拉辎重，哪儿有这么多老百姓来支援战争？淮海战役先后动员的民工220万人次，加上60万共產黨的正规军，你说比国民黨的80万人数多了多少？
共產黨为什么能够动员这么多的人力物力？最重要的是共產黨跟国民黨根本区别在于，国民黨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组织，松散到什么程度呢？加入国民黨很随便，可以集体入黨；但是共產黨不一样，共產黨的组织渗透到解放区的每一个村庄，没有一点空白，每一个村子里都有黨支部、村委会、民兵武委会、妇女救国会，最后还有儿童团，每一个村子里通过这五个组织把每一个老百姓都完全地控制起来，于是出民工都是组织上派的，而且各有分工。共產黨能够充分利用民众力量组织起自己的战争机器。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支援前线的民工都超过了百万。
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征兵。我们知道国民黨主要是靠抓壮丁。有张照片是一个英国记者拍的，一个老头在国民黨新兵里寻找自己的儿子。共產黨这边都是骑马戴花、光荣参军，事实是否如此？后来我看了一些材料，感觉到人从本性上来说不愿意打仗的，农民更是如此。你看纪录片《人民的胜利》，说翻了身的东北农民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他们志愿参军保卫胜利果实，骑马戴花参军了。后来我想还是不对，农民都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分了地、分了房子、分了牲口，你叫他再去打仗，可能吗？从他个人来说是不会愿意的。后来看到一个材料，1948年初中共中央给东北局一个指示，要东北局在半年之内组建100个团的二线兵团补充东北野战军，因为林彪跟陈毅的情况不一样。在辽沈战役之前东北没有打过很大的仗，也没有俘虏过很多的国民黨兵，所以毛澤東下令让林彪组织100个团的新兵，这100个团从哪儿来？从翻身农民中来。林彪当时下了一个指示，号召各地干部要当革命的兵贩子。怎么征兵？当时征兵的指标下到各县、各村，这个村里得征十几个兵，村支书、村长就把适龄青年叫到一起教育，这些青年都坐在炕上不说话、不表态，支书派人一个劲儿烧炕，炕上热的坐不住了，终于有一个跳了起来。好，这个算报名了，结果一个一个都跳起来了，就骑马戴花当兵去了。后来我看了张正隆的《雪白血红》，专门有一章“要当革命的兵贩子”，跟我写的一样，说明这不是假的。同样抓壮丁，为什么共產黨的兵上战场敢打仗？解放軍多打几个胜仗，这些新兵胆子就大了，就变成老兵了，人都是这样磨炼出来的。共產黨在动员群众方面确实是有一套。
共產黨动员群众进行人民战争不光是参军，还有更狠的一招。我们都知道1948年上海的日子最不好过，物价飞涨，民不聊生，要粮食没粮食，要煤油没煤油，老百姓在银行前挤兑金圆券。不是蒋介石想让老百姓这样，最根本的问题是物资短缺，没有米、没有布，所以才涨价，所以奸商才囤积居奇。为什么缺？1948年初共產黨基本上控制了东北、华北、江淮地区，国民黨仅仅控制着长春、沈阳、北平、济南这样的大城市，这是什么含义？也就是全国100％的煤炭资源、80％以上的小麦产区、80％以上的棉花产区全被共產黨控制了。解放区当时也知道国民黨的物价飞涨，法币、金圆券天天贬值，共產黨采取最原始的办法——自然经济，不用货币。农民都是以物易物，拿粮食换鸡蛋，拿鸡蛋换煤油，抵制伪币进入解放区。共產黨还规定各种各样的政策，开了几个清单，一个是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出口的清单，一个是许进口的清单，一个是不许进口的清单。什么东西许出口？古董、文物可以输向国民黨统治区，那年头古董谁要啊？粮食、棉布不许出口。煤油、纸张、药品可以从国民黨统治区输往解放区，因为解放区不生产这些东西。而不许进口的东西就多了，奢侈品解放区都不要。这样一下就把国统区捏死了，这才是真正的“农村包围城市”。国民黨大城市没有物资来源了还不涨价，还不恐慌？上海最后狼狈到家了，1949年1月蒋介石一下野，上海人就公推杜月笙给毛公写封信，请求用上海的工业品换开滦的煤炭，毛澤東照准，要维持上海，不能让上海崩溃。在蒋介石下野的几个月，上海和唐山的开滦对开轮船，把煤炭拉到上海维持上海人的生计。国民黨还不垮？根本没有经济基础了。解放区控制了物资，而且共產黨能够控制得如此严密。
共產黨占了上海，上海商人又来劲了，不是物资短缺吗，我再涨价。结果陈云到了上海以后打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知道上海的商人喜欢投机，陈云从东北、华北调运大量的粮食、布匹源源不断地往上海运，上海的商人一看大批的物资从公家运过来，敞开肚皮吃，没想到共產黨用的是举国体制，用共產黨那么大的解放区运那么多的物资进来供应上海，撑死这些商人。商人的资金都是有限的，把资金用完了，囤在仓库里等着涨价，但是共產黨的布匹、粮食还是源源不断运进来，价格天天跌，跌到商人受不了的时候只好降价。共產黨进上海之后给商人们一个下马威，叫他们知道了共產黨的厉害。这不是政策问题，关键还是在于经济基础。共產黨能够控制这些经济基础才能够打天下。
最后一条，共產黨的情报、渗透、策反无孔不入。在战争年代，情报太重要了，谁有情报来源谁就能打胜仗，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道理。国民黨输就输在组织太松散，既没有政审也没有档案，无论是什么政府机关、机要部门用人，只要朋友一介绍，那就进来吧。
所以在抗战期间，共產黨就利用统一战线、国共合作的机会往国民黨里派了大量的地下黨、情报人员，那会儿任务是长期潜伏，不到关键时刻不醒。毛澤東转战陕北，当时中央可以走，但是毛不走，毛主席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说胡宗南也要听毛主席的指挥。后来有人写回忆录《胸中自有雄兵百万》，毛澤東在陕北坚持了一年多，其实毛是一个很谨慎的人。我参观毛的住处，最深的体会就是毛绝对不会拿自己的生命冒险。前一段我到甘肃哈达铺，毛澤東住的房子有一条小路直通后山，有情况随时可以掩蔽。西柏坡毛主席住的房子离防空洞最近，只要飞机一来一下就能进防空洞。毛澤東为什么敢于在陕北呆着不走？最重要的原因是，当时共產黨有一个地下人员熊向晖，是安插在胡宗南身边的共產黨情报人员。胡宗南身边的机要秘书是共產黨，那还能有什么秘密？熊向晖在胡宗南进攻陕北之前就把作战计划通过情报网传到中共中央，所以中共中央对情况了如指掌，毛澤東就决定不走，转战陕北。毛澤東转战陕北的路线反其道而行之。胡宗南认为毛一定要过黄河，但是毛澤東却往西走，往安塞那边走，跟胡宗南兜圈子，为什么？这也是毛澤東算计好的。当时有这么几个条件，一个是黄土高原，那个地方最大的特点就是缺水，由于大部队一定要找有水的地方宿营，所以胡宗南的部队一出动，今天走几十里地在哪儿宿营是可以算的出来的，也就是必须要找一个有水的村子宿营。毛澤東的小部队昼伏夜行，就可以避开国民黨的飞机侦查，而且电台保持静默，就可以避开国民黨的技侦侦查。还有最重要的一条是，陕北老乡不会出叛徒，新区的老百姓闹不好就可能出叛徒，这是非常重要的。毛澤東是人，不是神，他是经过充分的酝酿考虑才决定在陕北不走。
先说了共產黨的情报工作，下面说说策反。越在关键时刻，共產黨在国民黨安插的钉子越是发生作用。当时共產黨的情报策反系统有完整的组织，为首的是社会调查部，负责的是康生和李克农，下面分到各个野战军的政治部里有敌军工作部，是专门打入国民黨的内线；还有城市工作部，专门在城里弄情报的；还有联络部，共產黨的地下联络站，送情报的。这三个组织非常严密。解放軍最近编了两套大书《中國人民解放軍联络工作史》、《中國人民解放軍敌军工作史》。1946年3月莱芜战役，当时济南的王耀武让李仙洲指挥三个军与张灵甫南线配合要把陈毅、粟裕包围在沂蒙山区，结果陈毅、粟裕决定先打莱芜。国民黨46军军长韩练成跟共產黨有关系，他问打起仗来怎么办？我们的联络员就说打起来你就临阵逃脱。韩练成这一跑不要紧，他的一个军就乱套了，李仙洲的三个军一下就都乱套了。陈毅他们的主力部队仅用一天时间就把国民黨三个军五万多人全解决了。王耀武听说莱芜战役的消息以后大骂，他*的五万多人一天就完了，我就是放五万条猪也够共军抓一个礼拜的。到关键时刻给你搅乱了，尤其是在战场上，一点办法也没有。过了几年轮到王耀武本人，济南战役打王耀武，我军策反吴化文，吴化文不是王耀武的嫡系，王耀武让他守西线。王耀武在城里，让吴化文在城外，吴化文说这不是拿我当挡箭牌嘛。共產黨策反吴化文的老婆，济南战役一打响，他在外围起义了，王耀武外线一下就是一个大缺口，还没有来得及补这个缺口，解放軍就开始攻城了，很快就拿下了济南。还有淮海战役开始的时候，把守运河大路的国民黨第三绥靖区的副司令长官何基沣、张克侠是地下黨，抗战时期就入黨了，就是共產黨埋在国民黨里的钉子，到这个时候他们俩起义了，一下把运河大路让开了。粟裕后来给中央写报告，说战机就是四小时。如果何基沣、张克侠不起义，我们在运河耽误四小时，就没有包围黄百韬的战机了。
甚至在最高层，南京的国防部都有共產黨的内线。共產黨的情报厉害到什么程度？蒋介石还没撤退到台湾，我们的情报人员就已经到台湾了。当时最大的内线是国民黨国防部办公厅的长官吴石。《老照片》公布过枪毙吴石前的一张照片。当时蒋介石到了台湾，国民黨可以说是风雨飘摇，我们大量的情报人员已经渗透到台湾了。我看到的攻台准备的资料，一份是国民黨军队驻防台湾一览表，还有一份是国民黨高级将领在台湾住址一览表，当年国民黨已经准备再次逃跑了，而且这些情报人员有的都半公开了，做高官的工作，策动起义，结果朝鲜战争爆发，我们攻台的计划搁浅了。蒋介石反过手来抓共產黨，当时中共台湾黨的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了，供出200多人，吴石这些人都牺牲了。我们的技侦、破译密码也非常厉害。早在红军时期共產黨就有本事破译国民黨的密码。后来毛澤東对军委二局的同志非常感激，在西柏坡的时候与他们合影，照片让中军委二局的同志站在中间，表示毛澤東对他们的尊重。当时这些破译密码的专家勤奋到什么程度？国民黨的密码技术上非常复杂，但是有一个规律，即按照汉字的古韵排列，天天变化，为了掌握古韵，总参二局有一个干部能把整本的《康熙字典》背下来；还有一个干部为了研究蒋介石国民黨军电报，都是文言文的，他专门研究明清的尺牍。谁说共產黨里没有人才？
战争是多方面的较量，但是总的结局是有它的必然性。我写《中國的1948年》就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些真正的史料，以后我会继续修订补充。看了这本书之后，有网友评论，这本书史料虽然细致，但是还有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的感觉。大家听了我的讲座之后，你们说说，我是应该在五星红旗下立正敬礼还是应该在青天白日旗下立正敬礼？
作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
来源：凤凰网
作者:刘统
2008年11月24日星期一
刘军宁：中国改革的事实与价值
2008年，中國的改革来到了第三十个年头。今年本来应该是改革进入而立之年，现在改革似乎反而正在倒下。改革不仅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触及，旧体制的根本问题，反而给社会带来了越来越多的问题。上面的当代民谣表明，中國民众也对改革产生了厌恶情绪，逆反情绪，甚至有抵触改革之心。在民众的心目中，改革似乎正从众望所归的褒义词正在变成人人抱怨的贬义词。这就需要对改革进行深度的反思，需要触及改革的价值基础和指导思想。
当代民谣：新三座大山 教改把你父母逼疯 房改把你腰包掏空 医改为你提前送终
中國的改革尤其特定的哲学背景。鄧小平设计的中國改革是基于指导中國共產黨人的唯物主义。这种价值观认为：物质决定一切，观念是不重要的；只要能够造就一个物质层面的事实，所有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它不承认人、社会与制度是由观念支撑的。这一指导思想，只注重关于物质利益的现实，回避旧体制的价值崩溃问题，拒绝承认与旧体制根本对立的新价值。此种思想指导下的改革不准备、也无能力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深层价值问题。
改革的这种唯物主义指导思想，以制造事实取代选择价值，不承认现行体制的危机是价值的危机，用“让经济发展的事实说话”取代“让人们自由说话”。所以中國的改革是基于“制造事实”的出发点，恪守社會主義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的窠臼，而不以“重塑价值”为出发点。其实，导致中國改革的深层原因，绝不仅仅是中國当时的经济不发达的现实，而是政权的价值体系所呈现的危机。当初的正统社會主義价值观不再能够给人们提供精神指引，不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官方的主导价值不再具有价值，甚至变成负价值，不能回应来自其它价值的挑战。所以，导致改革的前改革危机：不仅是现实与事实的危机，更是价值的根本危机。鄧小平设计的改革不是指向解决价值危机，而是试图用制造经济发展的现实来掩盖旧体制内在的价值危机。
所以中國的改革无视价值问题，只强调经济发展的现实，不承认价值需求，不承认现体制的价值危机。鄧小平为此提出了“不争论”的主张，认为在改革中不要去争论是非对错，姓社姓资，而是用政绩告诉社会，GDP的数字又有了哪些变化。鄧小平告诫全黨，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增加GDP来实现全民奔小康。改革变成了制造事实的简单劳动，变成了追求数字，追求（人均）GDP的增加。
“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民谚形象地体现改革无视价值的后果。改革的假设是：只要政绩能够让ＧＤＰ达到了一定水准，让民众饭碗里的构成发生了正面变化，价值问题就自动消解了。“端起碗吃肉”的意思是政府制造的事实很成功，老百姓有肉吃了，端起碗、拿起筷子可以吃到肉了！这个事实已经到位了。但是，能吃上肉就表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没有。完全没有！吃到了肉，并不能自动消解心中的不满，不能满足心中对价值和信念的渴望。
今天随着改革失去动力、速度和方向，随着经济危机的幽灵挥之不去，当经济发展的现实无法遮蔽价值的时候，价值危机就再次浮出水面。中國的改革已经打开了旧价值的缺口，让人们看到了新价值的端倪。今天发生的种种事例表明，改革所制造的事实，不仅不能解决中國的全部问题，反而正在加重社会的价值危机和信仰危机。仅仅靠ＧＤＰ的数字，不足以替代人们对价值、对信仰的追求。三十年后的今天，以事实掩盖价值危机的做法不再行得通了。
改革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就是它瓦解了旧体制的价值基础。经过三十年，在今天的中國，对旧制度、对赤色意识形态已经没有几个真正的信仰者了。中國的改革，出乎其发起者的意料，消解了旧体制的价值基础，但是改革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这就是改革自身的问题所在。改革以制造事实为使命，它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当它制造了事实以后才发现，问题不仅还在，有时候甚至还更加严重。追求“制造事实”的改革，只能加重中國社会的危机。
不承认价值观念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仅靠唯物主义就可以绕过旧体制的价值危机从而解决中國问题，这正是中國改革的致命之伤。无视价值，没有价值基础的实用主义改革及其背后的唯物主义指导思想，已经不能为中國的问题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了，这样的改革只懂国人的碗，不懂国人的心。只要改革还局限在体制所赖以建立的价值系统之内，这样的改革永远不会懂国人的心。承认价值与信仰的重要性，并把价值与信仰的自由选择权还给个人，这才是解决中國问题的关键！
当代民谣：新三座大山 教改把你父母逼疯 房改把你腰包掏空 医改为你提前送终
中國的改革尤其特定的哲学背景。鄧小平设计的中國改革是基于指导中國共產黨人的唯物主义。这种价值观认为：物质决定一切，观念是不重要的；只要能够造就一个物质层面的事实，所有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它不承认人、社会与制度是由观念支撑的。这一指导思想，只注重关于物质利益的现实，回避旧体制的价值崩溃问题，拒绝承认与旧体制根本对立的新价值。此种思想指导下的改革不准备、也无能力解决社会中存在的深层价值问题。
改革的这种唯物主义指导思想，以制造事实取代选择价值，不承认现行体制的危机是价值的危机，用“让经济发展的事实说话”取代“让人们自由说话”。所以中國的改革是基于“制造事实”的出发点，恪守社會主義意识形态和价值系统的窠臼，而不以“重塑价值”为出发点。其实，导致中國改革的深层原因，绝不仅仅是中國当时的经济不发达的现实，而是政权的价值体系所呈现的危机。当初的正统社會主義价值观不再能够给人们提供精神指引，不再能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官方的主导价值不再具有价值，甚至变成负价值，不能回应来自其它价值的挑战。所以，导致改革的前改革危机：不仅是现实与事实的危机，更是价值的根本危机。鄧小平设计的改革不是指向解决价值危机，而是试图用制造经济发展的现实来掩盖旧体制内在的价值危机。
所以中國的改革无视价值问题，只强调经济发展的现实，不承认价值需求，不承认现体制的价值危机。鄧小平为此提出了“不争论”的主张，认为在改革中不要去争论是非对错，姓社姓资，而是用政绩告诉社会，GDP的数字又有了哪些变化。鄧小平告诫全黨，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改革的任务就是通过增加GDP来实现全民奔小康。改革变成了制造事实的简单劳动，变成了追求数字，追求（人均）GDP的增加。
“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句民谚形象地体现改革无视价值的后果。改革的假设是：只要政绩能够让ＧＤＰ达到了一定水准，让民众饭碗里的构成发生了正面变化，价值问题就自动消解了。“端起碗吃肉”的意思是政府制造的事实很成功，老百姓有肉吃了，端起碗、拿起筷子可以吃到肉了！这个事实已经到位了。但是，能吃上肉就表明一切问题都解决了吗？没有。完全没有！吃到了肉，并不能自动消解心中的不满，不能满足心中对价值和信念的渴望。
今天随着改革失去动力、速度和方向，随着经济危机的幽灵挥之不去，当经济发展的现实无法遮蔽价值的时候，价值危机就再次浮出水面。中國的改革已经打开了旧价值的缺口，让人们看到了新价值的端倪。今天发生的种种事例表明，改革所制造的事实，不仅不能解决中國的全部问题，反而正在加重社会的价值危机和信仰危机。仅仅靠ＧＤＰ的数字，不足以替代人们对价值、对信仰的追求。三十年后的今天，以事实掩盖价值危机的做法不再行得通了。
改革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功能，就是它瓦解了旧体制的价值基础。经过三十年，在今天的中國，对旧制度、对赤色意识形态已经没有几个真正的信仰者了。中國的改革，出乎其发起者的意料，消解了旧体制的价值基础，但是改革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这就是改革自身的问题所在。改革以制造事实为使命，它自身却没有价值基础，当它制造了事实以后才发现，问题不仅还在，有时候甚至还更加严重。追求“制造事实”的改革，只能加重中國社会的危机。
不承认价值观念对于社会的重要性，认为仅靠唯物主义就可以绕过旧体制的价值危机从而解决中國问题，这正是中國改革的致命之伤。无视价值，没有价值基础的实用主义改革及其背后的唯物主义指导思想，已经不能为中國的问题提供正确的解决方案了，这样的改革只懂国人的碗，不懂国人的心。只要改革还局限在体制所赖以建立的价值系统之内，这样的改革永远不会懂国人的心。承认价值与信仰的重要性，并把价值与信仰的自由选择权还给个人，这才是解决中國问题的关键！
范立群：周正龙的伏法和刑不上大夫
从去年秋天开始，为了周老虎的是真，还是假？“挺周派”和“打假派”各持己见，群情激昂，在媒体上论战高潮迭起，余波荡漾，折腾了半年。“打假派”举证历历，却拿不出能够一锤定音的过硬证据。“挺周派”说得口气强硬，但也无法证明真有活老虎的存在。掌握公权力的专业行政官员未经核实却力挺周老虎，当地黨政领导和执法机构无故缺席，使本来很简单的一件查证核实事件演变成了一个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大事件。周正龙信誓旦旦，要以他的脑壳担保他拍到的老虎是真。“打假派”心急火燎，恨不能发动一场大围剿，用吐沫淹死周正龙，让他尽快伏法。看来这场糊涂官司一时难了，真相难出。
然而突然峰回路转，在今年的四月，英明神武的执法机构终于出手了。他们不但在拍摄现场证实“虎照”的不可信，还在周正龙家找到了他搞翻拍的老虎图片，找到了木制的虎爪造假罪证，更找到了周正龙私藏弹药，足以治罪的赃物。这么一来，罪证确凿，周正龙人赃俱获，要去伏法了。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如果周正龙真的单枪匹马，为了诈取奖金，蓄意干下了这些勾当，他应该是一个颇具小聪明的乡间刁民，怎么会笨到如此大意？会拿这些会惹祸的实物证据都一起放在家里，等着执法人员一并拿获，轻而易举去治他的罪？
再说，既然执法人员只要到拍摄现场就可论证，只要追问周正龙即可得到全部罪证，那么一年前当“虎照事件”刚出现需要鉴定时，当地专业行政官员为什么不这样做？当地的黨政领导和执法人员为什么无故缺席，迟迟不出现？按照中國的黨政体制，当地的专业行政官员和执法人员都直接听命于当地的黨政一把手统一领导。让“虎照”上网，任由专业行政官员力挺，听凭媒体的炒作，以致发展成为一件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大事件，当地的黨政第一把手有何难言之隐？周正龙翻拍的老虎图片是向邻家农户借来的，因此只需在邻近乡间稍加追问就会漏出马脚。这些当地的专业行政官员，为什么就是不去现场核实，甚至连追问一声都懒得问，就力挺？他们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
有关部门搞出这场审判的目的，当然是想给社会一个交待。“虎照事件”闹得如此之大，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再不给一个清楚交代，会让各级地方政府颜面尽失，威信荡然无存。政法部门也无论如何要让周正龙伏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打假派”气势汹汹的民愤。然而，这回有关当局的“好心”却没有得到好报，还弄成了一个两面不得好，里外不是人。周正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山村农民猎户，“打假派”兴师动众，威风八面，结果掐死了这么一个乡间小人物，使他们觉得颜面无光，英雄无用武之地。英明神武的执法机构太能干了，周正龙太合作了，法院判得太迎合“打假派”的期待了，反而使“挺周派”觉得这场司法闹剧才是真的在弄虚作假。
按照法院的判决，周正龙犯下了欺骗罪，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诈取奖金和私藏弹药三大罪状。然而，判罪必须有法可依，有例可循，合乎逻辑，合情合理，才能服众。法官大人恐怕太急于想让周正龙伏法了，做出判决时忘了要多作一番逻辑推敲，即做出这些判决的根据是否可靠，理由是否牵强？一个既不会上网，又不具有摄影制作技巧，更不掌握媒体的乡间小民，想迎合有关县领导的需要，弄虚作假，声称自己拍到了华南虎，即使拿着小喇叭，叫破了喉咙也传不出几里地。如果有关当局能够及时做出查证核实，及时揭穿了周正龙的谎言，这只会是一个乡间笑话，应该只属于批评教育之列。
大家总还记得第二起“虎照门”事件吧？那位记者拿马戏团的老虎做了一个假新闻，很快就被揭穿了，他可被判了刑？难道作为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猎户周正龙的胡吹牛，要比一个专业记者利用媒体制造的假新闻还要严重得多？至于谎言被揭穿时间的长短掌握在执法部门和有关领导的重视程度，而不在周正龙。如果要说起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问题，那就要问这些地方上的各级专业行政干部为什么会这么好骗？他们为什么不及时做查证核实，就迫不及待把“虎照”贴上网，还毫不犹豫试图证明“虎照”是真？
光靠周正龙无法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是这些专业行政干部利用了公权力散布和扩大了“虎照”的社会影响，是“虎照”迟迟得不到查证核实，是媒体的跟踪报道和炒作使“虎照”成了重大社会事件。因此，周正龙面对媒体牛皮越吹越大，欺骗了社会大众是事实，但是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这笔帐不应该简单地算在周正龙的头上。真正应该承担此社会责任的是上网扩散了虎照，并以政府有关专业行政官员的身份，为虎照是真作担保的人和听任“虎照门”事件越闹越大，又迟迟不出手的当地黨政一把手和执法机构有关官员。
要说起周正龙的第二条罪状，即诈取奖金罪，就更不好说了。奖金是县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而不是周正龙可以随意诈取的。县政府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确认周正龙拍的“虎照”是真，上门送上了2万元奖金，这是政府行为。周正龙虽然承认听人说起过，拍了“虎照”会有奖金，却没有主动申请过。县政府既然事先并没有发布过悬赏2万元拍一张“虎照”的公告，何来周正龙诈取奖金之说？至于要说第三条的私藏弹药罪，此罪算来应该是最硬气的。然而，如果说这些弹药是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专业“搜虎队”在搜山时留下的，周正龙只是贪小便宜捡来留作私用，这件事就又不好说了。
国家应该有十分明确的枪支和弹药的管理条例，首先应该追查的是这些专业“搜虎队”成员的随意丢弃弹药之罪。周正龙只是一个乡间农民猎户，因为贪小拣起了这些被违法丢弃的弹药，留作私用，构不成私藏弹药之罪。既然是猎户当然需要弹药，被查到拥有的弹药超量，只要能够明确说明这些弹药的来源，没收上缴就是了。如果周正龙的这些弹药既非偷来，又非抢来，更非走私所得，确实是因为有人丢弃而捡来的，此事只属于批评教育范畴，并不能构成犯罪。
综合上述分析，如果这些陈诉都成立，即使当地有关司法部门有强烈的意愿要惩处周正龙，也很难依法正式起诉和随意判决周正龙。因为这次“虎照门”事件的正主，应该是具有摄影，修改和制作技能的专业人士，是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扩大，散布，坚持“虎照”是真的专业行政官员和无故缺席，放任使“虎照”成为影响国际大事件的当地黨政第一把手和执法机构官员。整个“虎照门”事件涉案者仅仅是一个既不会上网，又不会摄影制作技巧，更不掌握政府公权力和媒体的周正龙一人，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黨纪处分和行政处分不能代替司法判决。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既然认为只是被利用的一只小卒子周正龙，因为“虎照”事件触犯了法律，那么这个事件的主犯，怎么可以逃避司法的制裁？难道刑不上大夫的周礼，至今还在被沿用？
看来有关当局越是想象征性地惩处周正龙，达到安抚民心，让“虎照门”事件尽快平息下来，越是暴露出了现有的官本位体制官员玩忽法律，顽固坚持人治，为了应付上级和网民的压力，被动应对，胡作非为，无知，无能和滥权的本质。如果说经过了半年，到了今年四月当地黨政的一把手终于指示有关执法部门，去查证核实周正龙的“虎照”并得到了事实的真相。这说明执法机关轻易地揭穿了一起，乡间刁民周正龙伪造“虎照”和“虎爪印”，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的恶性事件。
当地政府和执法机关就应该立即公布事实真相，追回给周正龙的2万元奖金，拘留追查他的做案动机，伪造过程，合谋参与者和利益共同体，以及赖以扩大社会影响的关系网。当地黨政负责人和执法机关更应该公开认真检讨政府有关专业行政部门和执法部门，为何不能及时查证核实，不作为的行政责任？追查是否有政绩和经济等各种利益的瓜葛和勾结？以及追究有关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弄权和操弄媒体的刑事责任。
如果事实的真相表明，周正龙只是一个谎话连篇，不懂法，更不知天高地厚的乡间刁民，既非是造成极坏社会影响的正主，也靠不上诈取奖金，更套不上私藏弹药之罪，还没有达到触法的地步，当地政府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做出处理。当地法官为了迎合上级和网民的压力，强行将周正龙治罪，实际是在添乱，帮倒忙。当地法官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所有涉及“虎照门”事件的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都抬上了烤炉，对照着周正龙不得不面临法律的检验。当地法官这样做的另一个结果显示，司法部门对权力和社会舆论的投降，根本就不存在依法判案，公平，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说。
然而突然峰回路转，在今年的四月，英明神武的执法机构终于出手了。他们不但在拍摄现场证实“虎照”的不可信，还在周正龙家找到了他搞翻拍的老虎图片，找到了木制的虎爪造假罪证，更找到了周正龙私藏弹药，足以治罪的赃物。这么一来，罪证确凿，周正龙人赃俱获，要去伏法了。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如果周正龙真的单枪匹马，为了诈取奖金，蓄意干下了这些勾当，他应该是一个颇具小聪明的乡间刁民，怎么会笨到如此大意？会拿这些会惹祸的实物证据都一起放在家里，等着执法人员一并拿获，轻而易举去治他的罪？
再说，既然执法人员只要到拍摄现场就可论证，只要追问周正龙即可得到全部罪证，那么一年前当“虎照事件”刚出现需要鉴定时，当地专业行政官员为什么不这样做？当地的黨政领导和执法人员为什么无故缺席，迟迟不出现？按照中國的黨政体制，当地的专业行政官员和执法人员都直接听命于当地的黨政一把手统一领导。让“虎照”上网，任由专业行政官员力挺，听凭媒体的炒作，以致发展成为一件轰动全世界的新闻大事件，当地的黨政第一把手有何难言之隐？周正龙翻拍的老虎图片是向邻家农户借来的，因此只需在邻近乡间稍加追问就会漏出马脚。这些当地的专业行政官员，为什么就是不去现场核实，甚至连追问一声都懒得问，就力挺？他们为什么敢如此胆大妄为？
有关部门搞出这场审判的目的，当然是想给社会一个交待。“虎照事件”闹得如此之大，成为了一个重大的社会事件，再不给一个清楚交代，会让各级地方政府颜面尽失，威信荡然无存。政法部门也无论如何要让周正龙伏法，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打假派”气势汹汹的民愤。然而，这回有关当局的“好心”却没有得到好报，还弄成了一个两面不得好，里外不是人。周正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山村农民猎户，“打假派”兴师动众，威风八面，结果掐死了这么一个乡间小人物，使他们觉得颜面无光，英雄无用武之地。英明神武的执法机构太能干了，周正龙太合作了，法院判得太迎合“打假派”的期待了，反而使“挺周派”觉得这场司法闹剧才是真的在弄虚作假。
按照法院的判决，周正龙犯下了欺骗罪，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诈取奖金和私藏弹药三大罪状。然而，判罪必须有法可依，有例可循，合乎逻辑，合情合理，才能服众。法官大人恐怕太急于想让周正龙伏法了，做出判决时忘了要多作一番逻辑推敲，即做出这些判决的根据是否可靠，理由是否牵强？一个既不会上网，又不具有摄影制作技巧，更不掌握媒体的乡间小民，想迎合有关县领导的需要，弄虚作假，声称自己拍到了华南虎，即使拿着小喇叭，叫破了喉咙也传不出几里地。如果有关当局能够及时做出查证核实，及时揭穿了周正龙的谎言，这只会是一个乡间笑话，应该只属于批评教育之列。
大家总还记得第二起“虎照门”事件吧？那位记者拿马戏团的老虎做了一个假新闻，很快就被揭穿了，他可被判了刑？难道作为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猎户周正龙的胡吹牛，要比一个专业记者利用媒体制造的假新闻还要严重得多？至于谎言被揭穿时间的长短掌握在执法部门和有关领导的重视程度，而不在周正龙。如果要说起所造成的社会影响问题，那就要问这些地方上的各级专业行政干部为什么会这么好骗？他们为什么不及时做查证核实，就迫不及待把“虎照”贴上网，还毫不犹豫试图证明“虎照”是真？
光靠周正龙无法造成这么大的社会影响，是这些专业行政干部利用了公权力散布和扩大了“虎照”的社会影响，是“虎照”迟迟得不到查证核实，是媒体的跟踪报道和炒作使“虎照”成了重大社会事件。因此，周正龙面对媒体牛皮越吹越大，欺骗了社会大众是事实，但是造成了极坏的社会影响，这笔帐不应该简单地算在周正龙的头上。真正应该承担此社会责任的是上网扩散了虎照，并以政府有关专业行政官员的身份，为虎照是真作担保的人和听任“虎照门”事件越闹越大，又迟迟不出手的当地黨政一把手和执法机构有关官员。
要说起周正龙的第二条罪状，即诈取奖金罪，就更不好说了。奖金是县政府有关部门颁发的，而不是周正龙可以随意诈取的。县政府有关专业行政部门确认周正龙拍的“虎照”是真，上门送上了2万元奖金，这是政府行为。周正龙虽然承认听人说起过，拍了“虎照”会有奖金，却没有主动申请过。县政府既然事先并没有发布过悬赏2万元拍一张“虎照”的公告，何来周正龙诈取奖金之说？至于要说第三条的私藏弹药罪，此罪算来应该是最硬气的。然而，如果说这些弹药是政府有关部门组织的专业“搜虎队”在搜山时留下的，周正龙只是贪小便宜捡来留作私用，这件事就又不好说了。
国家应该有十分明确的枪支和弹药的管理条例，首先应该追查的是这些专业“搜虎队”成员的随意丢弃弹药之罪。周正龙只是一个乡间农民猎户，因为贪小拣起了这些被违法丢弃的弹药，留作私用，构不成私藏弹药之罪。既然是猎户当然需要弹药，被查到拥有的弹药超量，只要能够明确说明这些弹药的来源，没收上缴就是了。如果周正龙的这些弹药既非偷来，又非抢来，更非走私所得，确实是因为有人丢弃而捡来的，此事只属于批评教育范畴，并不能构成犯罪。
综合上述分析，如果这些陈诉都成立，即使当地有关司法部门有强烈的意愿要惩处周正龙，也很难依法正式起诉和随意判决周正龙。因为这次“虎照门”事件的正主，应该是具有摄影，修改和制作技能的专业人士，是当地各级政府部门利用公权力扩大，散布，坚持“虎照”是真的专业行政官员和无故缺席，放任使“虎照”成为影响国际大事件的当地黨政第一把手和执法机构官员。整个“虎照门”事件涉案者仅仅是一个既不会上网，又不会摄影制作技巧，更不掌握政府公权力和媒体的周正龙一人，于情于理都是说不过去的。黨纪处分和行政处分不能代替司法判决。在法律面前必须人人平等。既然认为只是被利用的一只小卒子周正龙，因为“虎照”事件触犯了法律，那么这个事件的主犯，怎么可以逃避司法的制裁？难道刑不上大夫的周礼，至今还在被沿用？
看来有关当局越是想象征性地惩处周正龙，达到安抚民心，让“虎照门”事件尽快平息下来，越是暴露出了现有的官本位体制官员玩忽法律，顽固坚持人治，为了应付上级和网民的压力，被动应对，胡作非为，无知，无能和滥权的本质。如果说经过了半年，到了今年四月当地黨政的一把手终于指示有关执法部门，去查证核实周正龙的“虎照”并得到了事实的真相。这说明执法机关轻易地揭穿了一起，乡间刁民周正龙伪造“虎照”和“虎爪印”，撒下了一个弥天大谎的恶性事件。
当地政府和执法机关就应该立即公布事实真相，追回给周正龙的2万元奖金，拘留追查他的做案动机，伪造过程，合谋参与者和利益共同体，以及赖以扩大社会影响的关系网。当地黨政负责人和执法机关更应该公开认真检讨政府有关专业行政部门和执法部门，为何不能及时查证核实，不作为的行政责任？追查是否有政绩和经济等各种利益的瓜葛和勾结？以及追究有关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弄权和操弄媒体的刑事责任。
如果事实的真相表明，周正龙只是一个谎话连篇，不懂法，更不知天高地厚的乡间刁民，既非是造成极坏社会影响的正主，也靠不上诈取奖金，更套不上私藏弹药之罪，还没有达到触法的地步，当地政府就应该实事求是地做出处理。当地法官为了迎合上级和网民的压力，强行将周正龙治罪，实际是在添乱，帮倒忙。当地法官这样做的结果，是把所有涉及“虎照门”事件的政府官员和执法人员都抬上了烤炉，对照着周正龙不得不面临法律的检验。当地法官这样做的另一个结果显示，司法部门对权力和社会舆论的投降，根本就不存在依法判案，公平，公正，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之说。
冉云飞：谁是少数不法分子？
在中國各地此起彼伏的维权活动中，一些理性的组织者、一些让官方感觉到难缠的人，一些为争取自己的权利不惮起而行之的人，往往会被官方开动自己主办的传媒机器，单方面说成是“少数不法分子”，从而起到对维权活动一锤定音的定性效果。这种雷霆万钧的、借力发力的定性方式用了几十年，就像吃药过多了，人体会有抗药性一样，民众听了几十年你这样的宣传套路，再蠢的人，都知道你这里装的什么鬼？卖的什么药？靠弹压所谓“少数不法分子”而采取的行动，其实只能自欺欺人而已，捏着鼻子哄嘴巴，掩耳盗铃。我们单拿今年所发生的几件事来分析，是否有什么“少数不法分子”？
瓮安事件算是处理得比较有一点智慧的群体事件了。处理过程中，政府也承认长期以来积累的民怨而造成的官民冲突，是此一事件的真正原因。最后还撤了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公安局长后来还接受采访，意指瓮安的官民冲突及紧张早已如此，并非始自他主政公安局之下才特别发生的紧张关系。但处理过程中，不公开信息，遮遮掩掩，用尽一切力量控制当事人，甚至编造出许多谎言，进而造成“做俯卧撑”这一完全不靠谱的说法，成为举世笑柄。现在“做俯卧撑”近乎造假的代名词，历史将来会以这样的方式记住瓮安。在“做俯卧撑”这种可笑低级的说法被广大网民嘲笑后，他们又开动自己的传媒单方面发布是一小撮黑社会扰乱瓮安而造成的。如果黑社会真有这样的神力，早前你干什么去了？你不是说你事事都“伟光正”，都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吗？如果没有黑社会这种神力，编造了一种这样的神力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无非是转移视线、混淆是非，不从解决实质性问题入手，但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裁断了事。但是县委县长公安局长这些人在哪去了呢？有后续报道吗？黑社会打击名单，有相应的惩处的消息源吗？除了官方的传媒外，有外媒的报道，报道是不被阻拦和公开的吗？没有这些，谁相信少数不分法分子的说辞？
不必每件事都细说，只概说其余即可。杨佳袭警案件、哈尔滨警察打人事件、江西铜鼓械斗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林嘉祥猥亵幼童事件……有哪件事是民众真正彻底弄个水落石出，真正能知道真相的？我们还不说这里面的政府官员的贪腐，以及不法商人的勾结，我们要问这些事件的真相在哪里？有哪一件所谓已经处理好的事件，有真正的真相？没有真正的真相是事件本身扑朔迷离？还是真正的人为原因在其中作梗？这还要问吗？我敢说中國绝大部分由维权活动而起的诸种官民冲突、群体事件，可以说都是没有真相可言的。在没有真相可言的基础上，可以带来正当的处理，使被害者的权益受到真正的维护吗？这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即可做出判断。有人或许会问，没有真相是否都有损受害者呢？是否会损害另外的当事人甚至其中的官员当事受冤屈呢？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我并不认为他是官员，他的正当权利就应该受损，所以我是反对中纪委暗箱操作的双规举动，此种举动表面上看似对反腐有一定用处，其实是人治的典型表现，也是悬一把剑在头上便于官场斗争、派系火并、收拾异己的方式。这种公然违背法律程序的暗箱操作在中國畅通无阻，便是中國无法无天的现实景观。
有的民众在乎一个处理事件的结果，而不看这个过程是否程序正当，是否信息公开，是否有真正的真相、放纵一种没有真相而只要一定结果的草率处理方式，其实受伤的是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各种冤案由此而生，便会产生大量的新的社会冲突。短时期内好像扑火成功，其实火借风势，在那里潜滋暗长，有些人没有看到，有些看到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到新一轮冲突再度发生的时候，那些候的扑火成本便会成倍增长，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最后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危害。换言之，对于任何维权活动，任何群体事件，在没有真相的情形下的处理结果，是对整个社会的忽悠。这种忽悠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便是，民众完全丧失对政府机关的信任，当他们完全不信任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危机进一步加深。这不能怪民众不理解（其实民众没有理解政府的义务）政府的苦衷，是政府及其机构做得太差，以为民众好欺骗，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他们，我们不知道哪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但我们相信没有真正的社会群体事件处理方式，必然带来这样的惨烈后果。
用“少数不法分子”来消解民众维权，拉一些，打一些，从而有效地造成维权利益拍档上的分裂趋势，其实是毛澤東思维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毛思维及他的斗争哲学在任何时候都把人不当成活生生的人，只按百分比的“政治数学”游戏将人分成左中右，从而利用“少数不法分子”的称呼，形成有效地打压与孤立，以为如此就可以解决事情，其实这只不过是把明火扑下去了，而暗火依旧烧得旺，待到时机一成熟，别人又应该公开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此次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中，又利用“少数不法分子”之说，希图来抓其中的组织者，以便使重庆出租车行业继续在垄断之下接受盘剥。我们看到一些出租车司机为了罢工的成功，其中有打有砸其他运营的出租车司机车辆的行为，这种行为官方一定要公布确切的证据，这种证据要经得起检验，而不是官方的拚凑和诬陷。如果确实能够利用合法正当的程序取得相关的证据，证明其中有人动手打砸还在运营的出租司机，那你利用法律来处罚他们，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我们担心的是重庆官方利用“少数不法分子”的说辞，利用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真相的情况下，来抓那些并没有打砸的、理性的组织者（如果有组织者的话）的做法，这种公然违法的做法，当然是为了威胁出租车司机续继维权。
以我在中國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来判断，官方极有可能有利用“少数不法分子”的定性称呼，来抓捕重庆出租司机罢工事件中的组织者的企图——当然我现在倾向于有组织者，不然行动上不可能那么一致，八千辆要步调一致不是件简单的事——这种企图是如此地昭然若揭，而他们又如此欲盖弥彰，正成为处理此一罢工事件后续的核心问题。在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蔑视法律、违背法律的短视执政管理理念的支配下，利用“少数不法分子”的定性判断——在永远不公布真相的情况下，这是最佳托辞—来打击维权活动的骨干（我认为从实际维权活动来看，用此一词汇来说明比“组织者”更准确），是官方六十年历久不衰的法宝，且愈演愈烈，目前正呈泛滥趋势。这种希图省事的解决办法，带来的是更大的社会问题。因为你只要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一个没有正常渠道、法治不彰的社会里，你随时都有可能被称为“少数不法分子”，而遭受非人的惩处。
瓮安事件算是处理得比较有一点智慧的群体事件了。处理过程中，政府也承认长期以来积累的民怨而造成的官民冲突，是此一事件的真正原因。最后还撤了县委书记、县长、公安局长，公安局长后来还接受采访，意指瓮安的官民冲突及紧张早已如此，并非始自他主政公安局之下才特别发生的紧张关系。但处理过程中，不公开信息，遮遮掩掩，用尽一切力量控制当事人，甚至编造出许多谎言，进而造成“做俯卧撑”这一完全不靠谱的说法，成为举世笑柄。现在“做俯卧撑”近乎造假的代名词，历史将来会以这样的方式记住瓮安。在“做俯卧撑”这种可笑低级的说法被广大网民嘲笑后，他们又开动自己的传媒单方面发布是一小撮黑社会扰乱瓮安而造成的。如果黑社会真有这样的神力，早前你干什么去了？你不是说你事事都“伟光正”，都为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吗？如果没有黑社会这种神力，编造了一种这样的神力出来，到底是为了什么？无非是转移视线、混淆是非，不从解决实质性问题入手，但可以在很短时间内裁断了事。但是县委县长公安局长这些人在哪去了呢？有后续报道吗？黑社会打击名单，有相应的惩处的消息源吗？除了官方的传媒外，有外媒的报道，报道是不被阻拦和公开的吗？没有这些，谁相信少数不分法分子的说辞？
不必每件事都细说，只概说其余即可。杨佳袭警案件、哈尔滨警察打人事件、江西铜鼓械斗事件、三鹿奶粉事件、林嘉祥猥亵幼童事件……有哪件事是民众真正彻底弄个水落石出，真正能知道真相的？我们还不说这里面的政府官员的贪腐，以及不法商人的勾结，我们要问这些事件的真相在哪里？有哪一件所谓已经处理好的事件，有真正的真相？没有真正的真相是事件本身扑朔迷离？还是真正的人为原因在其中作梗？这还要问吗？我敢说中國绝大部分由维权活动而起的诸种官民冲突、群体事件，可以说都是没有真相可言的。在没有真相可言的基础上，可以带来正当的处理，使被害者的权益受到真正的维护吗？这并不需要太高的智商，即可做出判断。有人或许会问，没有真相是否都有损受害者呢？是否会损害另外的当事人甚至其中的官员当事受冤屈呢？这种可能也是有的。我并不认为他是官员，他的正当权利就应该受损，所以我是反对中纪委暗箱操作的双规举动，此种举动表面上看似对反腐有一定用处，其实是人治的典型表现，也是悬一把剑在头上便于官场斗争、派系火并、收拾异己的方式。这种公然违背法律程序的暗箱操作在中國畅通无阻，便是中國无法无天的现实景观。
有的民众在乎一个处理事件的结果，而不看这个过程是否程序正当，是否信息公开，是否有真正的真相、放纵一种没有真相而只要一定结果的草率处理方式，其实受伤的是整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各种冤案由此而生，便会产生大量的新的社会冲突。短时期内好像扑火成功，其实火借风势，在那里潜滋暗长，有些人没有看到，有些看到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等到新一轮冲突再度发生的时候，那些候的扑火成本便会成倍增长，由此形成恶性循环，最后给社会带来灾难性的危害。换言之，对于任何维权活动，任何群体事件，在没有真相的情形下的处理结果，是对整个社会的忽悠。这种忽悠所带来的严重后果便是，民众完全丧失对政府机关的信任，当他们完全不信任的时候，这个社会的危机进一步加深。这不能怪民众不理解（其实民众没有理解政府的义务）政府的苦衷，是政府及其机构做得太差，以为民众好欺骗，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他们，我们不知道哪根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羽毛，但我们相信没有真正的社会群体事件处理方式，必然带来这样的惨烈后果。
用“少数不法分子”来消解民众维权，拉一些，打一些，从而有效地造成维权利益拍档上的分裂趋势，其实是毛澤東思维在新时期的一种表现。毛思维及他的斗争哲学在任何时候都把人不当成活生生的人，只按百分比的“政治数学”游戏将人分成左中右，从而利用“少数不法分子”的称呼，形成有效地打压与孤立，以为如此就可以解决事情，其实这只不过是把明火扑下去了，而暗火依旧烧得旺，待到时机一成熟，别人又应该公开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此次重庆出租车司机罢工事件中，又利用“少数不法分子”之说，希图来抓其中的组织者，以便使重庆出租车行业继续在垄断之下接受盘剥。我们看到一些出租车司机为了罢工的成功，其中有打有砸其他运营的出租车司机车辆的行为，这种行为官方一定要公布确切的证据，这种证据要经得起检验，而不是官方的拚凑和诬陷。如果确实能够利用合法正当的程序取得相关的证据，证明其中有人动手打砸还在运营的出租司机，那你利用法律来处罚他们，我是完全同意的。但我们担心的是重庆官方利用“少数不法分子”的说辞，利用现在还没有完全的真相的情况下，来抓那些并没有打砸的、理性的组织者（如果有组织者的话）的做法，这种公然违法的做法，当然是为了威胁出租车司机续继维权。
以我在中國几十年的生活经验来判断，官方极有可能有利用“少数不法分子”的定性称呼，来抓捕重庆出租司机罢工事件中的组织者的企图——当然我现在倾向于有组织者，不然行动上不可能那么一致，八千辆要步调一致不是件简单的事——这种企图是如此地昭然若揭，而他们又如此欲盖弥彰，正成为处理此一罢工事件后续的核心问题。在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蔑视法律、违背法律的短视执政管理理念的支配下，利用“少数不法分子”的定性判断——在永远不公布真相的情况下，这是最佳托辞—来打击维权活动的骨干（我认为从实际维权活动来看，用此一词汇来说明比“组织者”更准确），是官方六十年历久不衰的法宝，且愈演愈烈，目前正呈泛滥趋势。这种希图省事的解决办法，带来的是更大的社会问题。因为你只要想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一个没有正常渠道、法治不彰的社会里，你随时都有可能被称为“少数不法分子”，而遭受非人的惩处。
冉云飞：真相是中国的命门
真相已成中國社会的命门要害与核心症结，已成为官民冲突的“战略要地”。没有真相就不会有公义，因为只有真相才能公正解决问题的基础，并且真相里面蕴藏着社会各方面的绝大利益。官方深知互联网的崛起和全球化的兴盛，必然带来信息洪水不可阻挡，必然带来权利意识觉醒的民众对探寻真相的不懈追求，因为这事关民众的生存与尊严，他们决不会就此罢休，或者等闲视之。
对真相的控制，是四九年后中國大陆官方所有社会治理和政治管制的头号任务。从各级政府部门对“机密文件”的滥用到基层居委会的大妈习惯打小报告；从“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告密者到把支部建在村上（三人即可建一小组）；从繁华大都市到鄙野乡村，都用把人视为树桩的居民身份证，捆梆得非常死，即便你走到哪里，身上一定要佩带身份证这一“红字”，否则你便将寸步难行；从介绍信、票证的泛滥到如今的天网工程、金盾工程；从开动用纳税的钱办的洗脑传媒如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包括各级政府传媒，无不自我表扬到令人作呕的无耻地步，再到从小到大的教材的“颂圣”教育所进行无所不在的愚民，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将民众视为潜在的敌人来防范，官方就是如此“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称極權统治以及他们治理社会的方法为“铁幕”呢？其原因就是对真相的剥夺。
为什么要剥夺真相呢？因为真相里面有很大的利益。为什么中國冤案和群体事件如此频密呢？那就是因为掩盖真相，从而剥夺了民众的利益。以今年为例，任何群体事件，以及杨佳个案，官方传媒无不以“小披露，大掩盖”来搅混水为能事。“小披露”就是披露于官方有用的情节，“大掩盖”就是对民众有利而对官方不利的东西，这种有着巨大选择性的披露，在这两天官方以发布群体事件消息的速度，来掩盖更多真相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外电已经透露官方想用速度来代替真相的阳谋，真相与速度之间有关系，但没有绝对联系。速度不等于真相，你播出的速度快，只能表明你的选择性更强。换言之，你只说于你有利的一面，没有经过任何深入的采访，尤其是新华社和官方传媒，从来不见百姓的发言，一有百姓的发言就是他们被欺骗，被人利用了，感到悲愤与羞愧。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欲盖弥彰的小伎俩，还自以为得计，真是小看你几十年愚民宣传，官方公信力的降低，以及民众对你愚民宣传所产生的“抗药性”了。
这个政府还相信他有公信力，还相信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这样的传媒有什么公信力，不是自欺就是自大，不是自我麻醉就是去了大势还充能人。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不论是网上五毛或者生活中五毛，都没有什么傲人的智慧，就是现在官方能写点像样子文章的人都没有。你看看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社论，你可以看到官方连一个像样的写时评的人都没有了。你可能会说那个北晚的“文峰”，这样的水平，放在如今网络烽烟四起、思想起义的时代，他只能是献丑的大活宝。现在网民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对信息的掌握与分辨能力越来越高，他们在肉体起义前，已经在进行思想起义了。这种思想起义，官方还以为自己能控制，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且不说“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本身就证明你掩盖真相的邪恶，就是“被少数坏人利用”这样使用频率一多，人们也会清醒地进行数学统计，为什么到处都充斥着“少数坏人”呢？这种自以为高明的玩“政治数学”的把戏，从毛澤東到现在，用得泛滥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民众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他们也许惧怕你手中用纳税人养的警察与军队，你以为他相信你的连篇鬼话吗？
在一个民众越来越聪明，权益意识越来越高涨的时代，我认为政府应该与时俱进，你也应该学会更加聪明。也就是说，官方应该放聪明一点，而不是老调重弹、故技滥施，徒让民众笑话官方的智商。政府和民众都聪明起来，懂得制订大家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懂得妥协、谈判、理性发声，懂得要共存而不是要独占，懂得要互助互生而不是你死我活。那种还充满階級斗争的在野黨生存策略，视民众为寇仇的做法，在信息越来越开放的今天，是一种没有胜利者的双输格局。“承认纸包不住火”这个常识，对于官方来说，就那么困难吗？难道要烽火四起、群体事件不断时候，才知道玩火自焚是个什么样的惨相吗？如果你真爱中國，共產黨、官方请你们拿出你们真正的诚意出来，解决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很棘手的民意民生问题，难道硬要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國弄得鱼死网破、满目疮痍才心甘吗？
对真相的控制，是四九年后中國大陆官方所有社会治理和政治管制的头号任务。从各级政府部门对“机密文件”的滥用到基层居委会的大妈习惯打小报告；从“万人如海一身藏”的告密者到把支部建在村上（三人即可建一小组）；从繁华大都市到鄙野乡村，都用把人视为树桩的居民身份证，捆梆得非常死，即便你走到哪里，身上一定要佩带身份证这一“红字”，否则你便将寸步难行；从介绍信、票证的泛滥到如今的天网工程、金盾工程；从开动用纳税的钱办的洗脑传媒如央视、人民日报、新华社包括各级政府传媒，无不自我表扬到令人作呕的无耻地步，再到从小到大的教材的“颂圣”教育所进行无所不在的愚民，等等。所有这一切，无一不是将民众视为潜在的敌人来防范，官方就是如此“为人民服务”的。为什么称極權统治以及他们治理社会的方法为“铁幕”呢？其原因就是对真相的剥夺。
为什么要剥夺真相呢？因为真相里面有很大的利益。为什么中國冤案和群体事件如此频密呢？那就是因为掩盖真相，从而剥夺了民众的利益。以今年为例，任何群体事件，以及杨佳个案，官方传媒无不以“小披露，大掩盖”来搅混水为能事。“小披露”就是披露于官方有用的情节，“大掩盖”就是对民众有利而对官方不利的东西，这种有着巨大选择性的披露，在这两天官方以发布群体事件消息的速度，来掩盖更多真相上，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外电已经透露官方想用速度来代替真相的阳谋，真相与速度之间有关系，但没有绝对联系。速度不等于真相，你播出的速度快，只能表明你的选择性更强。换言之，你只说于你有利的一面，没有经过任何深入的采访，尤其是新华社和官方传媒，从来不见百姓的发言，一有百姓的发言就是他们被欺骗，被人利用了，感到悲愤与羞愧。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欲盖弥彰的小伎俩，还自以为得计，真是小看你几十年愚民宣传，官方公信力的降低，以及民众对你愚民宣传所产生的“抗药性”了。
这个政府还相信他有公信力，还相信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这样的传媒有什么公信力，不是自欺就是自大，不是自我麻醉就是去了大势还充能人。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不论是网上五毛或者生活中五毛，都没有什么傲人的智慧，就是现在官方能写点像样子文章的人都没有。你看看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的社论，你可以看到官方连一个像样的写时评的人都没有了。你可能会说那个北晚的“文峰”，这样的水平，放在如今网络烽烟四起、思想起义的时代，他只能是献丑的大活宝。现在网民数量越来越多，他们对信息的掌握与分辨能力越来越高，他们在肉体起义前，已经在进行思想起义了。这种思想起义，官方还以为自己能控制，不是自欺欺人是什么？且不说“一小撮不明真相的群众”这本身就证明你掩盖真相的邪恶，就是“被少数坏人利用”这样使用频率一多，人们也会清醒地进行数学统计，为什么到处都充斥着“少数坏人”呢？这种自以为高明的玩“政治数学”的把戏，从毛澤東到现在，用得泛滥到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民众产生了严重的“抗药性”，他们也许惧怕你手中用纳税人养的警察与军队，你以为他相信你的连篇鬼话吗？
在一个民众越来越聪明，权益意识越来越高涨的时代，我认为政府应该与时俱进，你也应该学会更加聪明。也就是说，官方应该放聪明一点，而不是老调重弹、故技滥施，徒让民众笑话官方的智商。政府和民众都聪明起来，懂得制订大家都能接受的游戏规则，懂得妥协、谈判、理性发声，懂得要共存而不是要独占，懂得要互助互生而不是你死我活。那种还充满階級斗争的在野黨生存策略，视民众为寇仇的做法，在信息越来越开放的今天，是一种没有胜利者的双输格局。“承认纸包不住火”这个常识，对于官方来说，就那么困难吗？难道要烽火四起、群体事件不断时候，才知道玩火自焚是个什么样的惨相吗？如果你真爱中國，共產黨、官方请你们拿出你们真正的诚意出来，解决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很棘手的民意民生问题，难道硬要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國弄得鱼死网破、满目疮痍才心甘吗？
订阅：
博文 (Atom)